山西襄垣盲人鼔书 非遗的寂寞传承

在山西襄垣，有这样一群乡间艺人，他们眼里看不见光，却通过手上的乐器和歌喉里的音乐成了别人的光。

他们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襄垣鼓书的传承人和发扬者，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让这种扎根于太行山的传统曲艺文化发展了百年之久。

盲人和没有乐谱的音乐

盲人，乡间，淳朴的村民，走街串巷，没有乐谱的音乐，动情无它的演唱。

这就是数百年来一场场襄垣鼓书的天地。

襄垣鼓书是一种由一人、二人或多人分持鼓、板、锣、钹和二把、二簧、月琴、三弦、八角鼓、二胡、笙等乐器，自行伴奏，说唱相间的表演。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坐唱，这主要是因为鼓儿词都是盲人演唱，明眼人加入后有了站立表演唱的形式，主要演唱柳调。演出时，置方桌于中间，乐队围桌而坐，呈弧形。

由于襄垣鼓书艺人多是盲人，其演唱的曲目没有文字曲本，多是口口相传。其曲目既有140余部反映民间神话传说、民间英雄、贞女故事为主的中、长篇传统曲目，又有紧密结合时事政治，宣传政治主题、针砭时事、讽刺社会不良行为的中、短篇新创曲目，作品极多，内容健康向上、浅显易懂、深刻入理。如74岁的著名老艺人王俊川给我们演唱的现代段子《大实话》和王爱华演唱的《十大劝》等不但唱腔优美动听，而且有很强的人生哲理，听了使人很受教益。难怪199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采风”团观看了襄垣鼓书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著名作曲家生茂先生称其为“中国的摇滚乐”。

然而想要表演好襄垣鼓书并不容易，一个人既要说唱，又要掌鼓板，还得操作鼓、锣、镲、木鱼、脚蹬绑等九种打击乐器。盲人演绎，手脚并用，乐器种类多，全靠乐感以及多年的经验。对于能看得见的年轻人也未必能像这些老艺人如行云流水般的演奏。

传说明末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兵匪出没，人们往往从信仰甚至迷信寻找生活的寄托与安慰。创造鼓书形式的艺人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只晓得是一个走乡串户，为人占卜吉凶的盲眼算命先生。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卜卦以筹得口粮，他常合着当地从宋元时期流传下的曲子，配着合辙押韵的卦词，伴着小平鼓规律的鼓点编成被称作“鼓儿词”的小调。这种小调就是襄垣鼓书的雏形，也是当地多数盲眼艺人代代相传赖以谋生的重要方式。艺人们将襄垣当地的民歌小调和道士的“化缘调”相结合，又将许多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改编成新的书目，将上党宫调、落子、襄垣秧歌等地方戏曲的部分曲调掺入鼓书中，创造了多元丰富的唱腔与板式。与此同时，另一种以“明眼人”为主的说唱形式也悄然出现，这就是“柳调”。这个有着动听名字的唱腔是在“鼓儿词”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流行的小调《莺歌柳》所形成的。后来两路艺人互相学习，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襄垣鼓书”。今天，虽然鼓书艺术日渐式微，但是在襄垣的山区，依然有着稳定的听众，盲人鼓书队依然在寂寞中延续着生命。

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留下了他们一串串脚印

据旅游指南报道，在襄垣县游走在乡间的盲人鼓书队不到5支，一般每支队伍分别由8-11人组成，也有大一些的，人员会超过20人。队员们每人负责演奏1-2种乐器，技艺精湛的可同时演奏8-12件乐器。他们除了秋收农忙时节，每天都要游走于襄垣地区的各个村庄，在这太行深处以卖艺为生。

山村的道路不同于城市的人行道，没有为盲人专设的盲道，更多的是崎岖险阻，他们只好用自己的方法摸索着道路前行。队长是整个队伍的领路人，也是唯一的明目人。后面的队员依次牵着前人的衣角或导盲棍在山路上慢慢地摸索，如同生来就如此一样，守望相助，生死相依，任何人也不会抛下自己的同伴，就如同我们不会轻易舍弃自己的手足一样。

崎岖蜿蜒的土路上，不时都有石子的磕磕绊绊，他们就这样一路踯躅前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但他们要也还是要赶紧为当晚的吃饭与住宿忙碌了。队长是他们整个队伍的核心，负责与村长的交涉沟通，以获得在村中演出的机会。幸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多是朴实善良的，大多数情况下鼓书队总会受到欢迎，这样鼓书队就能在村长的应允下获得100元左右的收入。而如果他们被村长拒绝，又无法及时赶到下一个村里演出，那么他们一天的吃住就成了问题，往往只能扛着沉重的铺盖住在沿途的废弃敞口窑里，随便吃点东西充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寂寞传承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襄垣鼓书还是一种时髦的娱乐方式，给了不少盲人金饭碗。那会儿，演出一个月的收入是45块，这么一笔钱接近于当时的公务员工资。由于挣得比较少，很多年轻的盲人都会送到盲校去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或者去学习盲人按摩。那会儿老百姓是真喜欢盲人鼓书的演出，下乡一演就是一个月。可如今社会娱乐方式多样，盲人鼓书的观众也不像曾经那么红火了。

襄垣曲艺队的演出，耳目一新，其艺术魅力与形式绝不亚于评书、京都大鼓。但是，为什么评书和京都大鼓等能够流行全国，而襄垣鼓书长期困顿与上党本土且日渐衰微呢？恐怕是因为襄垣鼓书的艺人一直以盲人为主，换句话说，襄垣鼓书一直还停留在上党地区盲艺人的一种谋生手段层面，而没有作为当地政府着力推动发展的一种光鲜高雅的民间艺术，她还停留在盲艺人手里土生土长、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如此鲜活生动的民间艺术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从事襄垣鼓书的艺人越来越少。1938年襄垣抗日政府组织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时，分10个小组，有襄垣鼓书艺人70多位，而现在整个襄垣县仅有鼓书艺人30多位。襄垣文化局所属的曲艺队条件简陋，没有经费，没有政府给的工资，艺人们只能靠走街串巷自己联系零星演出维持生计，每人每场演出只有十几元钱的报酬，近年政府才刚刚给他们发放“低保”，就连1951年就参加襄垣曲艺宣传队的著名老艺人王俊川也不例外。襄垣古书艺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贫困线下艰难度日。

一是由于现代文化艺术形式和现代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而襄垣鼓书的艺术形式还停留在盲人走村串户的说唱状态，无法借助现代传媒发扬光大，襄垣鼓书的听众越来越少；二是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盲人谋生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盲人们可以在盲校学习其它生存手艺，远比说唱襄垣鼓书更有生活保障，愿意学习襄垣鼓书者寥寥无几。目前襄垣鼓书艺人青黄不接，老艺人年事已高，局面堪忧。

为了顺应时代，盲艺人们也不停地创作新段子，改一些唱词，但引来的观众还是有限。自从襄垣鼓书申报非遗成功后，这种传统的民间曲艺终于走上了一条保护与传承之路。当地政府领导有意识的把襄垣鼓书当作文化产业、文化品牌去谋划去发展；而且也组织正规的襄垣鼓书说唱团，选拔健全的文艺新人，从盲艺人手中接过襄垣鼓书的传承大旗，让襄垣鼓书发扬光大。同时也在政府的引领下，组织像王德昌老师这样的襄垣鼓书音乐研究专家，系统深入地整理、研究、发掘，把襄垣鼓书的内容记录汇编刊印成曲目剧本，并不断推陈出新。

守望和保护是一条漫漫长路。今后，只希望盲人鼓书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走的更远一些，这些没有太多社会关注的民间艺人的生活能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