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冈石窟的由来及简介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初年，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皇家主持营造的大规模石窟工程，是佛教艺术东传后最优秀、最典型的巅峰之作。

　　说云冈石窟，就不能不说北魏王朝。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是由鲜卑民族于公元386年到534年间，在我国北方广阔疆域上建立起的强大封建政权。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天的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上游与大兴安岭一带，两汉之际开始从东北向南迁徙，在不断的征战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并进行了一系列首都建设。而且，北魏建都平城期间，不仅大肆扩张疆土，而且在掠夺财富、网罗人才、吸收先进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达到了空前规模，使平城成为有百万人口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人文荟萃的国际都会。此后，平城历经六帝七世，繁荣昌盛近百年之久。云冈石窟就开凿于北魏定都平城这一时期。
　　
　　北魏王朝为何要开凿云冈石窟？从一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与佛教的发展及北魏皇帝崇信佛教有很大关系。

　　据文献记载，佛教传入中原，始于两汉之际，到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早期的鲜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只信仰杂卜、巫术，直到定都平城后，才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其中，道武帝拓跋珪首先接受了佛教，并于天兴元年（398年）下诏在京城建立佛寺及僧人居所，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僧徒的官职；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也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并要求沙门“敷导民俗”。北魏佛教的兴起，始于太武帝平定凉州。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为充实京师，将北凉的高僧及工匠虏至平城，使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这也间接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创造了条件。

　　由于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鲜卑政权利用佛教敷导民俗、统一思想，佛教也依附皇权乘势发展。所以，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平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寺塔建立、僧人聚集，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但也正是由于佛教的迅猛发展，寺院经济的膨胀触及到国家经济利益，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再加上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之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不过，虽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灭佛”事件使蓬勃发展的佛教受到重创，但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即下诏恢复佛教，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卷土重来。而复佛的直接结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

　　关于石窟开凿，《魏书·释老志》有记述：“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的提议得到了文成帝的同意，这是因为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难以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弥补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持。

　　《魏书》中所讲的五所洞窟，即今云冈石窟编号16—20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拉开了大规模营造石窟的序幕。从此，北魏皇帝以其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为后盾，开始了大规模营造云冈石窟的活动，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些中小型工程仍在进行，一直持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

　　至于把石窟建在武州山上，据有关资料记载，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两地间往来频繁，武州塞正是两地的交通要冲；二是北魏军队每每从武州塞北去出征或凯旋归来，都在武州山下祈祷、祭拜，北魏皇帝先后7次到武州山祈福，这里成为北魏王室的祈福神山；三是北魏时期，这里山林葱郁、河水清澈，是僧人修行的理想之处，而且这里的岩石比较适宜雕刻，故选择在这里开凿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