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摔倒的不正常反应根源在哪儿？

表面上：广大观众不接受退赛，希望他走也得走到终点。北京奥运会后，一向被视作国民偶像的刘翔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许多人都质疑他“诈伤”，乃至质疑这是个阴谋。人们有失望、有不满、有愤怒。甚至有人说，在那一刻，刘翔仿佛成了“国家罪人”。而许多人都认为，刘翔不该退赛，甚至说，就算走，刘翔也得走到终点。这样的情绪当然也影响到刘翔的广告赞助商，影响到体育部门。所以，刘翔身上背负着太多，他没有不上场的资格，也没有退役的资格，唯一的选择就是，不管怎样，都走上赛场，就算跳也跳到终点。

    更深层次上：刘翔只是“举国体制”的“荣誉机器”。在“举国体制”下，体育竞赛和民族荣誉绑定得是那么紧密。近百年的屈辱记忆，以及建国后逐渐恢复的自尊，使得体育比赛成为那时封闭的国人少数几个提高自信的途径之一。必须承认，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不仅只有举国体制，即使在今天，奥运金牌对国人神经的刺激作用仍旧不小。更别提，刘翔所在的项目本来是欧美人所垄断、统治，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对刘翔的那份期盼。进一步说，人们也会认为，刘翔是纳税人的钱给培养出来的，就需要去做点什么。对于刘翔来说，仿佛身经一场“体育造神”运动。人们不允许“神”退缩。有多爱就能有多恨，也不难理解人们的怀疑乃至愤怒。所以，在举国体制下成功的运动员很幸福，而失败的运动员却很痛苦，看看那些没有拿到金牌的中国夺金大热门就知道了，他们多数以泪洗面，都说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比起来，曾经也是举国体制培养的，后来却走了职业体育道路的姚明就幸福太多了。他去NBA时也伴随着许多人的“民族荣誉感”，他也曾经伤病缠身，而在30岁的黄金年龄退役。面对着人们的沮丧，姚明说，“我又没有死，现在我正喝着啤酒，啃着炸鸡呢，难道你想要什么？一场葬礼？”而在退役前，他对记者说，“我要选择自己的死法，不让别的东西来决定我，而是我自己来决定。我退还是不退，你自己就猜吧。”

    “举国体制”和各种利益混杂在一起，08年前几乎没公布过伤情，不透明怎能服众。在北京奥运会前，很少人知道刘翔有着严重的伤病，刘翔的伤病几乎对外界没有什么披露。在这样的情形下，突然的伤情就好似平地惊雷一样，也不怪人们难以接受。而如果说是广告赞助商在干涉刘翔的伤情披露，有点天方夜谭。西班牙网球大师纳达尔有众多赞助商，而他一度伤病缠身，可赞助商还是看好他，认为纳达尔具备长期的价值。另一位网球大师费德勒也有很多赞助商，他们也不会干预他的运动生涯。而职业的费德勒也许是网球史上最擅长科学合理安排赛程的球员——他能够保持一定的参赛数量，但同时又能够避免陷入连续参加多项赛事的疲惫。赞助商看的是长远，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一个自由的职业运动员也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可刘翔的情况就复杂得多，当行政垄断和商业利益混合，实在复杂。

    刘翔想要披露伤情太难了，要多方商量才行，各有各的利益纠葛。实际上所谓的商业也并非刘翔自己能左右，刘翔在进行商业操作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比如田管中心、上海方面、教练、中介公司等。因此，刘翔真正赚到的钱，往往占不到总数的五成。而在北京奥运会后，人们已经习惯性怀疑刘翔，尽管媒体上有了许多关于刘翔伤情的报道，可各利益方披露的都不同，仍然让人云里雾里，自然更不相信。

    别怪刘翔，他甚至没权选择怎么治伤，不难理解为何伤病如此严重，旧伤复发如此凶猛。实际上，刘翔连接受手术治疗的自由都没有。从受伤，到带伤坚持备战奥运会，再到手术，刘翔的脚伤，可以讲是折腾半年了。就算从8月18日鸟巢退赛算起，也有一百多天了。孙海平表示过，刘翔等待治疗方案的这段漫长时间，是饱尝痛苦与压抑，如坐针毡。同样是受伤，姚明08年2月底骨折时，从脚部感觉不适，到做检查，再到做手术，也就是一周的时间。两者差别为何如此巨大？ 这里有着两者决策路径不同的原因。刘翔的治疗，刘翔本人、家人及孙海平，都是不能决策的，必须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以及上海体育局的许可。最后也是三方都认可了，才决定手术。姚明则自由得多，只需要“姚之队”认同即可。 

    事实上，已有医学专家坦言，刘翔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刘翔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一是公文在体育行政系统内的流转，耗费了时间；二是没有预案，一时半会儿更难找到疗伤的最佳人选。病急乱投医，找一千个医生，可能会得到两三百种说法，你听谁的呢？如此搞来搞去，时间自然就拖下来了。也许体制一时难以改变，可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举国体制”竟然没有为优秀运动员做好治伤预案，让其得到及时的治疗。难道“举国体制”只管训练、金牌，不管伤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难理解刘翔为何老伤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