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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大妈与散步大妈因故发生争吵，致后者因心脏病发作死亡。死者近亲属将该广场舞的组织者杨某、王某等四人告上法庭，认为四人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有人参与争吵，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
最新国内新闻消息，2015年6月18日晚8时许，李某与丈夫魏某带着3岁的外孙，在泸州市大梯步文化广场散步。3岁的外孙因遇到了幼儿园的同班玩伴，遂挣脱了李某的手，与玩伴一起跑到中老年妇女广场集体舞的方队内，李某赶紧上前将两个孩子拉出。
据原告诉状称：这时广场舞中有人大声骂道，“你不把娃儿看好点，给你踩死了不负责哈。”李某不堪忍受这样的言语，与另一位带孩子的老人一起据理力争。随后争吵加剧，更多的跳舞大妈聚拢来，李某被围在其中。争吵中，李某情绪激动，当场倒地死亡。经病理尸体剖验报告显示，李某系因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李某的丈夫魏某、女儿、母亲认为杨某、王某等四人身为广场舞的组织者，负有管理、引导其全部参加人员践行文明健身、遵守社会公德及对他人安全保障之义务，却纵容甚至参与对李某的吵骂，呈围攻性，未尽到相应义务，对李某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四名组织者共同承担李某死亡人身损害损失的30%责任即19万余元，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庭审现场
这是一起少有的广场舞大妈参与吵架致人死亡后，广场舞组织者作为被告的案件。来自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及跳舞大妈等40余人参与了旁听。9月16日下午3时20分，法官敲响法槌。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及律师均出庭，案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四被告是否是适格的主体；原告的损害是否属于被告的安保义务范围。
法庭上，原告向法庭出示了公安局调查笔录、广场舞收费依据、询问笔录、现场勘查照片等证据。被告方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组织者是什么角色
原告认为，四被告作为广场舞的组织者，未能选择合适的场地进行活动，更未加强自身修养的提高，甚至其中还有人参与吵架行为，故是加害行为人，对李某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被告认为，组织跳舞的人是零散的、临时的、无报酬的，不能称为组织者。该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场内跳舞者与场外人员的个人行为，与所谓的组织者没有直接关系。另外，从尸检报告看，李某是死于心脏病，吵架只是诱因，而四被告没有参与吵架，不是诱发其死亡的原因。“事发当天我不在场。”王某委屈地说，“我们负责收钱，但都不知道全名，只是记代号，收的钱全部为大家服务。没有交钱的，我们也不会催促。”“我们每年只收34元钱，用于音响储存费、电费，剩余的钱过年就买点纪念品。”杨某说，“事发当天我在前面领舞，我不晓得谁和谁吵架。”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申请补充证据，法庭给予其7天时间。原告律师表示，不能证明具体侵权人时，将以共同危险行为追责，不排除会追加当天所有在场人为被告。法庭去公安机关调取过监控录像，但公安机关回复由于事发地点恰巧是监控的死角，所以无法提供。
安保义务尽到了吗
原告认为，四被告作为安保义务人，有机会、有条件以最低的成本避免悲惨的结果，如果被告方选择一个宽敞的地方，或者忍让一下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悲剧。同时，跳广场舞已经具备了接触公众的主动性和现实的危险性，因为其他人有可能进入他们开放性的场所或队伍里。作为跳舞的个人和组织者应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却没有防止或制止李某死亡事件的发生，至少在法律层面应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而被告方没有任何证据，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定，请法官及时查明，给予公平判决。
被告认为，广场舞的组织者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比如环境、噪音、场地的安全，都是选择好了的。跳舞是松散行为，参与者的随意性很强，组织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职能和权力，也没有权利对参与者进行约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本次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是场外无关人员，事故的发生也是其个人行为，组织者没有不尽义务的问题。
据国内新闻网获悉，庭审中，魏某与女儿声泪俱下。魏某说：“我现在50多岁了，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儿子要抚养，既当爹又当妈，还要去挣钱。可是，人都给我吵死了，到现在为止，被告方却没有一个人给我们道歉。”
散庭后，旁听的跳舞大妈中有人表示，如果真的要参与跳舞的人员都赔钱的话，恐怕这些队员是没有人会掏钱的。据悉，如果赔付款是19万元，以30人计算，每人需要赔付6000多元。而这对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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