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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投毒案，注定要一波三折，峰回路转。12月8日的二审上，被告林森浩当庭翻供，辩称投毒是开玩笑，他申请作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及辩护律师斯伟江、唐志坚提交新证据，以证明黄洋的死因是爆发性乙型肝病。
剧情的这种波折，让抱持“杀人偿命”观念的人群情激奋，网络上对法医证人胡志强以及林的辩护律师的批评甚嚣尘上，颠倒黑白、泯灭良心之类指责不绝如缕。
但为林森浩辩护，何尝不是在尝试接近真相？
一、真相，哪个才是真相？
现在我们能确知的是，林森浩投毒了，然后饮用了含二甲基亚硝胺毒水的黄洋死了。投毒是真相，黄洋死亡也是真相，但这并不是全部真相，要证明林森浩杀了黄洋，并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死罪，还得确证投毒与林森浩死亡之间的具体因果联系。
这个因果联系的确认，其实是对检方提供的完整证据链的检证，外人无法完成，法官要下判断，也只能依靠专业的医学鉴定，而且是第一时间的鉴定。
争议的核心正在这里。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尿液、血液、水样都是经过多人的手才到了公安手中，而且，同样是黄洋的尿液样本，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并没有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而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却检测出了；此外，中山医院收治黄洋时，病历曾表述“不排斥乙肝引起肝衰竭”。基于这些疑点，辩方认为，不排除黄洋死于乙型肝炎。
要还原事实并对林森浩准确定罪，上述疑点无法回避。但问题是，在检方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厘清这些事实。比如，尿液、血液、水样经手多人，会不会影响检测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检方无法提供黄洋病理检测中的毒物分析报告。由于缺少质谱图，我们既不知道黄洋究竟喝了多少，吐出来多少，以及最终喝进去的毒性是不是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
用辩方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定性，没有定量”。基于此，至少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黄洋的死亡，确实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直接中毒而死，一是二甲基亚硝胺引发爆发性乙型肝病。
那么，哪一种才是真相？
二、程序正义下的“合理怀疑”
尽管专家证人胡志强没有对黄洋尸检，其结论依据是文献、病历等材料，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但他至少提出了本案的一个“合理疑点”。
这个“合理疑点”不可忽视，一方面，它可能对应着投毒案的另一种真相；另一方面，它对应着公检部门在办案中存在的程序瑕疵。比如尿液、血液、水样采样检测的不严谨，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不具备国家资格，两种检测结果有出入，质谱图缺失，等等。
由于案发已有一年多，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已经不可能再重新检测。林森浩的辩护人基于检方证据链的薄弱，为林森浩作轻罪辩护完全合情合理。这既是他的法定权利，实际上也是无限逼近真相的一种尝试。如果疑点得不到排除，呼吁“杀人偿命”就是对疑罪从无的背离。
案件的审判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事实一旦发生，实际上就不可能做到完全还原，我们只可能尽最大可能重建案发的现场，据此来定罪。但是，现场的重建、真相的还原，必须得靠严谨的程序支撑，用程序把证据信息拼接起来。
在本案庭审阶段，播放了公安机关对林森浩作案过程的演示还原录像，这是还原真相的尝试；同样，林的辩方对死因提出合理怀疑，也是从检方取证的不规范，来论证事实的另一种可能。所以，那些被唾骂指责的专家证人及辩护律师，他们是程序正义的检验者，不可或缺。
其实，案件剧情发展至今，质疑的矛头，应该对准办案的公检部门。程序被质疑，说明投毒案从侦查到取证到证据链的建立，存在诸多漏洞，这暴露出的是专业侦查办案素养的缺失。
三、即便是“坏人”也需要律师辩护
当然，即便黄洋的死因有另一种可能，绝大多数人依然会选择不予同情和原谅，毕竟投毒的是事实客观的，无法否认。但同情受害者，是否意味着怒火一定要烧到林森浩的辩护者身上？
在一些引起轰动的案件中，被告的辩护律师，历来承受着舆论的巨大争议，药家鑫案如此，李某某案也如此。本案中不仅林的辩护律师，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证人，同样饱受诟病。对辩护律师的误解，与对受害者的同情一起成为不可侵犯的情绪。
但法庭要在疑罪从无的基础上证明一个人有罪，须将所有的疑点逐一清除，而辩护律师，往往是疑点的提出者。他们的职业道德，仅仅是在法定的范围内最大化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诉求。一个知道真相的律师，在检方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他依然有义务为委托人做轻罪和无罪辩护，而不是出于社会公义，将真相告知检方。
律师的这种职业道德，可能和社会道德存在冲突，但坚守仍然是必要的。任何人在未经法律判定之前都是无罪之身，即便犯罪事实确凿，细节之争也事关具体量刑。即便在本案中，投毒的事实确凿无疑，律师为之辩护无可指摘。疑罪从无和程序正义的落实，正义的实现，真相的无限逼近，都离不开这个群体。
在这方面，当年轰动全美的辛普森案是典型。尽管辛普森是最大嫌疑人，而且全社会都一致认为，辛普森杀死了前妻及餐馆的侍应生，但其律师团指出了警方取证过程的诸多瑕疵，最终让其无罪获释。要知道，辛普森的辩护者中，不乏知名的律师、刑侦专家，甚至是科学家。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替辛普森说话，是因为在美国的司法理念中，对程序公正的重视，胜过对寻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追究辛普森案的取证瑕疵，等于在捍卫整个司法制度。此案尽管当时争议巨大，但随时间流逝却成为可写进美国法治史的标杆案例。
四、要容得下为魔鬼辩护的人
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也在朝着这方面发展。尤其在历经佘祥林、赵作海等诸多冤案之后，程序正义成为一致的呼声。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也表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些都是在捍卫司法公正，捍卫每个公民在面对强大的司法机器时的权利。
必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对证据链钻空子式的检验，真相永远是奢侈的，或者说，真相永远只是停留在我们预设立场的那种真相；而程序正义失守之后，我们即便惩罚了一个事实上做了恶的人，它也将为冤假错案埋下种子。
这绝不是袒护作恶者的恶行。法律面前，事实和真相是最高的准则；要坚持程序正义，守卫法治公正，就得容得下那些为魔鬼辩护的人。我们不能以便呼吁程序公正，疑罪从无，一边又对据此捍卫林森浩权利的人指责唾骂，“踏上一万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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