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患者救下跪借钱是在社会自救

如此“借钱”，更像是索捐。这其实是人们已司空见惯的行为——路边的乞丐，其实都在索捐。当乞讨者确实处于无力维持自身生存状态时，人们还是给予同情和施舍的。患急性白血病的莫向松下跪向富豪借钱，其实也是一种乞讨。可能由于有特定的乞讨对象，以及100万元的“狮子大开口”，便被舆论质疑为“道德绑架”。

下跪借钱是不是“道德绑架”？可以说是。因为，行善是道德层面的自愿行为，而道德只有自觉、没有义务。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富人不行善就要受到谴责的普遍“道德绑架”，莫向松即使向富豪下跪借钱，也不会给“被绑者”造成什么压力。如果说在刑事类绑架案中，绑匪是以性命作为筹码，那么，“道德绑架”就是看准了在道德层面上既成的舆论趋向。因此，莫向松实施的“道德绑架”，有着明显的现实基础。

因为，慈善往往更多地出现在煽情的“故事”里。所谓“煽情”，就是个体的不幸通过媒体渲染或自身炒作，形成舆论热点，于是引来四面八方的同情和援助。这些有关慈善的动人事迹，在温暖社会的同时，也必然会让更多默默无闻的极端弱势群体得到启发。最近引起热议的“食草男孩杨六斤”就是典型例子——在媒体“催化”下，慈善变成了天上掉馅饼的奇迹。杨六斤一下子进账500万元，很可能成为莫向松“开价”100万元的依据。而舆论关注带来的命运之奇迹转折，无疑会让不少走投无路的人争相效仿。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尴尬。在一个形成了慈善事业的社会里，类似动辄上百万元的救助要求，应该纳入制度救济的范围。但事实告诉人们，寻找制度救济之路，还不一定比民间自救有效。就如患急性白血病的莫向松，哪个政府部门能给予或告诉他渡过难关的办法？而他在“道德绑架”的质疑声中，或许会因受到关注而带来一丝希望。但要说这种行为里有多少“恶”，其实也不见得。因为，这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莫向松放低姿态、牺牲尊严，几乎以一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形象，来争取一丝可怜的希望。这样的“道德绑架”，在对“被绑者”造成的压力和“绑架者”付出的代价之间，孰轻孰重？恰如一些观点所指，“与其热衷道德指责，不如想想怎样让重病者可以体面地获得接济”。

面对现实，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指责莫向松，因为在社会保障体系有待细化和完善的过程中，还有赖于更发达的民间慈善文化。毋庸讳言，在道德滑坡、诚信式微的当下，指望民间慈善成为普遍的道德自觉，还有不小的现实距离。别说是张口100万元的“索捐”，就是街边的乞丐，获得的同情和施舍也越来越少。在混沌不明的社会意识下，那些真正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受困者，“为了活下去”就是天大的理由。对于他们，首先是以合法的方式活下去，然后才是以合乎道德、体面的方式活下去。所以，在日趋冷漠的人际关系下，在都感到自顾不暇的匆匆人海中，让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通过媒体的渲染或自我炒作而得到社会的援助，救一个算一个，也是善莫大焉。

在制度救济还不能成为十分可靠的保障体系时，在民间慈善文化遭遇冷落和功利化时，让一个个有关慈善的举动成为新闻甚至奇迹，也可视为推动社会文明的契机。虽然这种在道德层面有点不堪的“苦情戏”让人反感，但在无力为受困者指明出路的无奈下，且慢指责受困者“道德绑架”，不妨思考如何让他“活下去”，并且不那么辛酸悲凉。从这种意义上说，患急性白血病的莫向松若能通过下跪借到钱，也算是一次成功了的社会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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