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被寄养人合法权益先要规范管理

今日最新资讯动态，媒体挑出上述内容突出报道，显示出媒体所认同的议程设置。但它只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寄养儿童被侵权甚至被侵害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从立法技术上看，不管这个“办法”有无出台，“寄养家庭成员侵害寄养儿童的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都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也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具体如何究责，在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体系中，都已有了现成的规定。一个部委颁行的“办法”，无权去规范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那是法律的领地。

更多媒体聚焦于“寄养条件”。如“意见稿”中明确，寄养家庭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家庭成员未患传染病或精神疾病，以及其他不利于寄养儿童成长的疾病；家庭成员无犯罪记录，无不良生活嗜好，关系和睦，等等。将寄养条件规范化、具体化甚至标准化，当然是必要的。最大限度保护被寄养人合法权益理当成为制定这个“管理办法”最优先的立法指向。

但同样必要的是，一方面，应吸取收养条件过高导致违法的事实收养屡禁不止的教训，使寄养条件趋于平衡与合理；另一方面，还应强化形成寄养之后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走访、探望、调查等等都是监管制度的组成部分。立法首先是规范公权力，而不仅仅是便利公权力“管理”私权利。

在不影响被寄养人的前提下，如何通过信息公开引入社会监督来确保寄养的规范化，也是一大挑战。一纸《家庭寄养管理办法》不能仅指向如何规范“寄养”，更要指向规范“寄养管理”。基于程序正义，部门主导的立法总让人心怀忐忑。一些职能部门与民间人士假手寄养合谋骗取国家补贴，这样的丑闻常有曝光，不时震惊着民众的眼球。这让民政部也不免有了“立法部门化”和“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瓜田李下之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主持制定与“收养法”并行的“寄养法”，或更合乎这部“法”本身的规范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