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子为投毒者的朴素求情为何触犯众怒

由复旦大学一教授发起、177名学生自愿联合签名后寄往上海高院的求情信表示，对受害同学黄洋之死，“极为难过、极为悲痛、极为同情”，被告林森浩投毒，其罪严重，后果惨重，林本人必须痛彻心扉地忏悔，如果得以生存，应以一切办法为受害父母尽孝、赎罪。177名同学表示，“我们愿意代黄洋尽孝，尽一切力量帮助他的父母”。

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复旦投毒案最终的判决结果，不会因为舆论的激愤而加重量刑的砝码，同样不会因为177名同学的求情而改变。作为未决之前的讨论，格杀勿论也好，刀下留人也罢，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都是被允许的。谁都不应该因为这些学生的诉求，而将他们摆在公众道德与法治的对立面。

以为一封求情信能够改变法律天平的倾斜度，与担心177名同学的求情信会干预司法一样，只能说明人们对于法律知识的储备不足，说明人们对于司法公正还不够自信。倘若因为一封求情信而将他们的善念贴上伪善的标签，则容易将这些同学对于法律标准的认知，推到道德的审判席上。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善的。

177名大学生的诉求是朴素的，但朴素的愿望并不会作为法律量刑的标准。客观上，他们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上已经慢慢接受了黄洋这条生命被人剥夺的事实，接受了死者已逝的无奈，他们朴素地认为自己能够包容了林同学的犯罪事实，以为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不让这一条生命消逝、不再让另一个家庭遭遇痛苦，也是一种善良与包容。

无疑，177名大学生的朴素之举，在法律面前是天真的，他们不被正义感爆棚的人们所接受，也正是因为感性大于理性，善意大于正义。他们与网友的冲突在于，前者觉得反正被害者黄洋同学之死已经既成事实，不如给林同学一个生的机会；后者觉得，林同学剥夺了黄同学生的机会，法律就不应该给林同学留下生的机会。

这是一个属于法律命题的不同看法。遗憾的是，因为这封信出自林森浩的复旦同学之手，网络情绪将他们迅速归为等同于林森浩一样“丧尽天良的罪犯”、判定他们是“教育失败的悲哀”，这种正义感爆棚的态度是粗暴的。

复旦大学投毒案，暴露了这个象牙塔里的群体中的个别人，同样存在着与社会群体中个别人身上也有的狭隘与冷漠、魔鬼与冲动。只不过，复旦高级知识分子林同学用的是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社会上更多人用的是农药或者刀具。即便如人们担心那样，真的属于大学生这个群体越来越不懂得包容和与人相处，那么，面对177名大学生今天的热情参与发声，社会应该把他们当成一次融入社会的契机，从而展示包容的胸怀，与他们好好相处，好好议事，而不是将他们贴上某个标签，打回象牙塔中。

177名同学刀下留人的诉求，与杀人偿命的诉求，都是一种权利，一种参与。我们一方面觉得现在的学生掉进了书袋子，希望他们更多地参与公共话题中来，但当他们以稚嫩甚至还有些冒冒失失的方式参与进来的时候，却很不耐烦地将他们踢回象牙塔中，这种以不包容的态度指责他们的狭隘、以粗暴的态度指责他们冷漠，本身就是矛盾的。它等同于将社会课堂，向这些稚嫩的学生再一次关上了大门。

社会主流人群屏蔽了一次与己不同的声音，学生失去了一次被包容、被融入、学会与人相处的机会。我们在177名大学生朴素却看上去有些离谱的诉求中，看到了社会情绪本身流露出来的矛盾而又离谱的态度。

如果我们将复旦投毒案作为法治的课堂，我们不妨将这些校园骄子，融合到法治的圆桌上来，融合到豁达的社会生活的大格局中去，让他们感受真正的包容，更加懂得珍惜生命，敬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