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转基因安全性评估是否要听科学家的

转基因产品究竟安全与否？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是科学家而非他人。转基因安全性评估涉高科技，具专业性，赖制度机制。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专门精深的研究，怕说不到点儿上。虽有发言权，但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在需要科学家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给予有说服力的明确解释时，中国科学家却近似集体失声。此前就转基因科普讲过话的一些科学家被骂得狗血喷头，上书要求加强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61名院士被迫匿名。科学家缄默不语，导致公共舆论生态失衡，各种谣言犹如田野杂草疯狂生长：转基因导致不孕不育、白血病、肥胖症、高血压、癌症……社会恐惧心理由此蔓延。

强调转基因安全性只能由科学家研判并下结论，是因为安全与否首先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科学事实判定只能依据客观事实本身，而非民意、道德或天皇老子。

科学要发现隐藏在自然中的规律，科学结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是地域性的，不能带有文化色彩，更不能与某道德或主义媾和调兑。科学惟在求真，求真须握证据，证据须符合可重复可检验的法则，故而某科学家的“独特发现”，在给足相应前提下，必须有其他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印证支持。

判定科学证据的法则有某种独特性。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票决法则、金主法则、丛林法则等，均不适用于判定科学研究中的事实。冷峻的科学只讲证据不讲其他，近代被认为较为合乎情理的“数人头的多数人标准”、“大人物的权威标准”、“诉诸情感的道德标准”等，在科学证据面前同样一文不值。

没有比用文化标准、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更愚蠢的了。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布鲁诺被烧死。苏联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有人错以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用政治家偏好取代科学讨论，给苏联生物科学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有人以爱国的借口盲目反转，以为道德动机有资格决定科学发现，这是典型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

转基因安全性评估听科学家的，与转基因科研成果如何推向社会不是同一问题。从863立项发展转基因，到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转基因农业，再到推出转基因重大技术专项，研究上大胆创新与推广上积极慎重并为纲策，虽有质疑但并无不妥。

无疑，公众知情权应得到满足，对主管部门的批评监督也是正当的，但建立在谣言之上的恐慌激愤之词远离知情权的本质诉求，将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机构概斥为国外资本帮凶，没有证据支持，也只能姑妄听之。

不容忽视的是，公众中基本具备科学素养者比重较低，而科教兴国系既定国策，绝不可改弦更张，向公众讲清楚转基因科学的道理，清理妖魔化转基因的“反智反秩”行为，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政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