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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它同时也暴露了“东突”恐怖活动的新动向。
对于这一新动向，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刚刚开始。
时隔不到15天，长沙又发生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砍杀市民事件了，造成三死一伤。具体原因有待调查，但暴力恐怖的疑云越加沉重。
想一想昆明暴力恐怖事件，5个拿着长刀这类冷兵器的人渣，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冲入人群之中，短短12分钟就造成29人死、143人受伤，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恐怖分子面前几乎就是一群羊。如果不是特警及时赶到并果断开枪，肯定还不止这样的伤亡。
就这个重大后果，从“国民性”、“尚武精神的缺乏”等方面进行反思显得离题万里。而看起来，民众平时在强权面前的懦弱与被恐怖分子屠杀的处境有很弱的联系，但拿它来说事并无实际意义。我们安全线的脆弱，根本上是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包括警力布置这样的成本、心理的防御，以及平时的防恐训练。
事件发生后，有个一线民警在网上感慨，中国在各类公共场所的警力布置上明显不足，有的地方更是见不到一个警察，但具有讽刺性的是，在封路、强拆这类事情上，出动的警察不是一般的多。
这并不是说，要随处看到有警察，我们才能有安全感，而是道出了这个现实：警力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以及在一些事件中动用警力的必要性有待反思。毫无疑问，有限的警力（包括武警）肯定会被优先用来保障各类重点的场所和机构——火车站也是，但在人流多的场所，是否也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警察强有力的存在呢？
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往往是弱者所为，至少他们自认为是弱者。“东突”恐怖势力并不例外。也因此，在实施恐怖活动时，为了坐实这一弱者标签，迎合某些喜欢玩双重标准的西方政客或媒体的政治偏好，在策略上，他们会优先选择对政府、警察等机构等进行袭击，正如过去所做的那样。恐怖主义在其攻击的国家权力机构面前，其恶极容易被那些滥施廉价同情心的人解读为是出于无奈。
但这一策略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恐怖主义的反人类本质使其本身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同情，它不过是被利用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已。中国的国家权力也没有在恐怖袭击中减弱它的威慑力。
而事实上，攻击国家权力机构也不符合恐怖主义的直接目的：对一个它所敌视的社会产生心理上的震慑。毕竟，恐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战，即让人们在不确定性中产生不可忍受的恐惧。如果一个社会在不安全感中失去理性和耐心，在心理上崩溃，很自然地，就会转变为恐怖分子在政治上的筹码。
就此而言，恐怖分子在策略选择上，除了对国家机构的袭击之外，或者在袭击国家机构见不到效果后，几乎会不可避免地袭击平民。越让人们猝不及防，越造成巨大的伤亡，人们看上去似乎就越害怕它，其政治筹码似乎也就越大。尽管这样干，由于其反人类本质充分暴露，很难在国际政治上得到同情，或者即使有人基于政治偏见想要表达同情也会有所忌惮，但它显然已管不了那么多，而是追求孤注一掷。
从昆明“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个社会的反应上看，“东突”恐怖分子意图要造成的心理冲击，其基本目的已经达到。3月4日，广州地铁所发生的小规模惊慌，以及其它地方的一些谣言，正是恐惧心态的流露。我们在不安全中展开了合理的联想：恐怖分子下一步，会不会袭击更无防御能力的商场、地铁、公交车、医院、学校？
这种心态捕捉到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已向中国内地渗透，这种渗透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其选择的袭击目标，已然是大量平民出现的公共场所。它对中国的公共空间，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构成了一种从心理上来说很难忍受的威胁：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哪儿发动袭击，用什么发动袭击。这是“游击战”的恐怖主义版本，这样的疯狂战术，意在直捣一个社会的精神中枢。
一个社会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它有一个软肋，就是所有人，作为社会原子，面对无法确定的生命威胁，多少都会出现心理的紊乱。这个威胁越是不确定，越是具有强烈的冲击力，越是如此。这个时候，为了消除恐惧，人们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去确定威胁的来源。比如，恐怖分子具有某种民族、宗教的属性，但又无法把他们从一群同样也具有这些属性的人中准确地识别出来，在心理的紊乱中，大家就倾向于也把所有具有这些属性的人一起防御。而这一点，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
恐怖分子玩的是心理战，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在他们的威胁中，保持足够的理性，以此瓦解恐怖主义的这个战略。有个维族大叔对“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评论时愤怒地说：“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做出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正是如此。恐怖分子越不是正常人，我们越得像正常人一样。一个社会的正常，是防御、消灭恐怖主义的心理基础。
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一个超出此前日常生活所能想象到的事情的挑战。但必须面对。只是，不要慌，也无须营造恐慌。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足够的能力。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在心理上，安全上作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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