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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先承认新中国，却没能换来一个“老朋友”的称呼；而德法对中国态度的左右摇摆，其实只是其国内政治形势的表象况且，“友好”不意味着全心全意的付出；“不友好”，也不意味着生意没得做。
奥巴马犯了错误，英、法、德三国却躺枪了。
2月21日，奥巴马在白宫接见了达赖，这是奥巴马四年内第三次会见他。中国外交部继续发表严厉谴责，中国媒体则翻检了欧洲三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的旧事，强调如果中国愤怒，后果很严重——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2012年会见达赖，中英关系冻结18个月；
萨科齐以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的双重身份于2008年会见达赖，中国推迟中欧峰会；
德国总理默克尔以“私人名义”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北京因此取消德国财长的访华计划。
中国一向以外国领导人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表现，来衡量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需要悬崖勒马的政客”，而外国领导人的表现也成了一个国家对中国是否友好的政治风向标。
相比于日本和美国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反华”形象，欧洲的几个大国，似乎就在“反华”与“亲华”之间玩着跷跷板。
德国议员克拉蒙说，虽然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要求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实则各行其是——西南欧关注中国对本地区劳动市场的压力，东欧多国对中国的体制不信任，而希腊则展开双臂欢迎中国投资……当欧盟内部意见不一时，英、法、德三个大国就往往“脱离集体”单干，自行与中国打交道。
因此，这几个国家才会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表现出不同的步调。
“亲华”总统也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外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好恶，确实会在其任内影响该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比如法国，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人看来是欧洲的“老朋友”。
这种感觉就基于两位领导人：一是建国后，国内媒体对戴高乐反美、亲华形象的宣传；其二便是痴迷中国文化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希拉克对中国历史、文物乃至诗词书画兴趣深厚。1978年，兵马俑坑尚未开放时，时任巴黎市市长的希拉克就表达出浓厚的兴趣，并在副总理邓小平的陪同下参观，成为第一个进入秦陵的外国人。“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说法，就源自希拉克。
这位中国通能用法语即兴背诵唐诗，知道李白比杜甫大几岁，能判断青铜器的年代，甚至还能默写中国的朝代年表。2000年，希拉克访问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故乡扬州。晚宴上，由大运河聊到隋朝有几位皇帝，中方一位接待人员不假思索地答：“两个”，隋文帝和隋炀帝。希拉克听到后立刻纠正说：“不，是三个。”
对方不服气，仍坚持两个的说法。希拉克也不让步：“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恭帝，在位时间是公元607到608年，李渊是摄政王。”
在正式场合，希拉克也毫不避嫌地表达对中国的好感。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以“中国万岁，法国万岁”为结束语。
不过，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中国在这位法国政治家心目中的地位。
他至少访问过日本54次，还给家中的马耳他狮子狗取名“相扑”。他也做过“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儿——表态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其实，希拉克对中国的友好，对中华文化的爱好，可以理解为一个法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向往与“博爱”——对象可不是只有中国一个。
不露笑脸，但是不妨碍做生意
相反的例子是默克尔。默克尔年轻时生活在东德，参加过东德反对派组织“民主觉醒”，当时就表达出对东德政治体制的憎恶。后来，她在演讲中形容东德体制为“像章鱼一样想彻底吞噬我们”。这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切身仇视，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她对中国的看法。
就任总理后，默克尔立即声称：“一旦民主与自由在世界各地遭遇危险时，德国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作为一个“价值观外交”的坚定推行者，这也是她为什么总对人权、西藏问题紧咬不放的原因。
与她相比，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就务实多了。2001年10月31日访华前夕，施罗德对人权问题这样表态：“这只是陈词滥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什么实际的东西。”他这样谈对中国人权的理解：既然“法制国家”的概念涵盖了“人权”，就应当通过“法制国家对话”滴水穿石地实现长期目标，而非纠缠于令中方敏感的人权问题。
2008年，默克尔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而施罗德以前总理的身份愉快地接受了北京的邀请，还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默克尔给德国造成重大外交损失。
不过拨开情绪，能看到的是，默克尔上台以来，表面上对中国不冷不热，但实际上，中德之间的各种联系却并没有变得冷淡。比方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称，中国和德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呈加强之势，特别是近十年——当然包括默克尔上台后的这九年，中德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这一点，中国满大街跑的德国品牌汽车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默克尔和施罗德对中国截然不同的表现背后是国内的党派之争。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和施罗德所在的社民盟分别代表了右翼和左翼。据说默克尔的幕僚在北京奥运会后撰文反击施罗德，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等级制度中，中国正在上升，它与西方竞争，为其他国家提供另一个政治制度模式。”
一个政客态度反复才是常态
与默克尔相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对中国态度的摇摆不定，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国内党派之争的影响。
2007年，当上总统才半年，萨科齐就带着270位法国政商要员赴华，签下了20多个合作文件，还有金额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合同，包括核电项目、铀矿投资等，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中国将从法国购买160架空客飞机的合同。
当时，《文汇报》乐观地预测，萨科齐将是一个“亲华”的法国总统：虽然他肯定不如希拉克那么了解中国，但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1年，当时双方关系刚有一些解冻，这说明他在外交上有自己独立的看法；1995年竞选当中，萨科齐支持的候选人巴拉迪尔刚刚失败，正处在最低谷时期的萨科齐应中国外交协会邀请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是唯一邀请他访问的国家，他曾说过不会忘记中国在其政治生涯最困难时期拉了他一把；2004年去中国访问时，胡锦涛主席不但见了他，两人谈得还很好。（所以）即使萨科齐很亲美，也不至于影响到中法关系。
但萨科齐很快让人失望地露出了“反华”的一面。在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问题上，他举棋不定，既抛出过“中国政府和达赖谈得好，就考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言论，又很快改口，说用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方法羞辱中国是错误的。
不论如何，决定萨科齐是否能当总统的，是法国国内的选民，而不是远在万里之外一个大国的好恶。态度反复的背后，是国内民众和不同党派施加的压力。萨科齐宣布参加北京奥运会后，法国反对党绿党的领袖马上在欧洲议会中掀起“批萨”浪潮，指责他为了推销法国货而做出这项“丢脸”的决定。
“先看美国人做什么，然后反其道而行之”
由于达赖和奥运会的问题，默克尔和萨科齐曾一同遭到国人诟病，施罗德和希拉克这两位“老朋友”以及他们当政时的蜜月期也就更让人怀念。
其实，这段甜蜜时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拜美国所赐。在这两人担任领导人期间，美国因入侵伊拉克而与法德交恶，间接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向中国敞开怀抱。
希拉克对美国的怨念不止伊战：美国巨额赤字威胁世界经济、反导系统分裂欧洲……希拉克当时的搭档、法国总理若斯潘曾好几次听到他说：“我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一个简单的原则，这就是，我先看美国人做什么，然后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时，希拉克马上站出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国家间的关系就如钟摆，虽然方向不同，但都不能越界。当默克尔和萨科齐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上台后，其在外交领域的首要工作，都是恢复对美关系。
这也意味着，与中国的蜜月结束了。
其实，在“亲华”与“反华”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萨科齐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法国很难归类，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不感兴趣”更准确一些：萨科齐撰写的《见证》一书中，法美关系、法非关系和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各用了一章论述，在谈及中国时则一笔带过。
但也不能说萨科齐故意想要让中法关系冷淡下来：毕竟他在任期内曾六次访华，而对另一个亚洲大国日本，仅仅在快卸任时访问一次，还谎称自己亲赴福岛慰问，但记录显示他其实从未离开东京。
最老的朋友没得到“老朋友”的称呼
而一向与美国保持一致的英国，不像法、德两位小伙伴那样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的政策颠簸，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务实。与法德相比，英国对欧盟没有很强的归属感，若即若离，这也使得它的外交政策相对平衡。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这样概括英国的外交政策：素来讲究“现实主义”，审时度势，努力使自己不处于过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知所进退，往往能更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西方强国中，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这却没有给它换来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早在1950年1月，英国就宣布同国民党政权切断外交关系。这并不是情感因素的作用，而是英国一贯的务实精神的体现：英国在旧中国的投资比别国都多，需要缓和关系保住资产；担心关系恶化，中共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在美、日被排挤出大陆时趁机拓展在华市场。
1954年，两国又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比大使级外交关系级别低，既拉拢了中国，又不至于引起西方阵营的反感。
这种“骑墙”策略很奏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赵怀普教授指出，1949年中英贸易进出口额为2300万美元；英国承认新中国后，1950年中英直接贸易、大陆和香港贸易总额增加了两倍。
不论布莱尔、布朗还是卡梅伦，都积极地在欧洲驳斥“中国威胁论”。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时任英国首相布朗的态度非常明确：英国绝不会抵制北京奥运会，将参加各项仪式。
不过，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英国代表却不是他，而是安妮公主——布朗则出现在了闭幕式上，因为英国是之后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
英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从其国内媒体的批评声中就可以反窥——英国媒体常会“怒其不争”地骂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在中国面前丢掉了“政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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