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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清朝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
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叛乱，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哲德沙尔国的建立，标志着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脱离了大清的实际版图。
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
在这种遭到列强东西两路夹击的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还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他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
在左宗棠看来，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正义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
面对新疆危急局势，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左宗棠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心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七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光绪元年（1875）同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左宗棠受任后，立即准备进军新疆，他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装备精良的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
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
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何等残酷，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九死一生，投入战斗。
左宗棠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光绪二年（1876）二月，左宗棠移驻肃州，就近指挥新疆战事，他向新疆各叛乱集团发布公报称“天兵即到，灭尔丑类，速归天朝，中华一同”；同时各路大军陆续西行出关。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指导下，开始军事行动。
六月二十一，西征军夜袭黄田，开始收复新疆战役，继而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九月，西征军收复玛纳斯，北疆平定。次年三月，西征军挥师南下，先后攻克达坂、吐鲁番等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1878年1月4日），西征军肃清和田之敌，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毁灭性打击，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新疆地区。
左宗棠随即致力于收复伊犁。时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事，及《里瓦几亚条约》成，失地丧权，举国震怒。
左宗棠愤然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审时度势，他认为只靠外交必不能收回伊犁，应“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无不济”。于是，在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时，左宗棠在新疆备战。光绪六年（1880年）春，左宗棠定出三路进兵伊犁之策。
同年四月十八，年近七旬的左宗棠不顾朝廷观望意图，誓师西征，携棺木出关，他让警卫员抬着自己的棺材走在大军的最前列，棺木上刻着八个红漆大字：“杀敌报国，舍生取义”，以示与敌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刚抵哈密，左宗棠忽获廷旨，谕其立即回京，“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保荐刘锦棠继任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正月，曾纪泽谈判后，签署《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历史最光彩的一笔，左宗棠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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