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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伯格，自2007年起连续6年获选为《财星》杂志50大最有权力的商业女性，并荣登2012年及2013年《时代》杂志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桑德伯格从她自己20年工作经历，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今天，位居高阶领导位置的女性，还是如此稀少？在很多国家中，女性大学毕业生早已超过50％，在竞争最激烈的法学院的比例也超过男性，但女性在全球议会、企业高层、董事席次所占的比例都不到20％，除了一些社会制度因素、女性生育的生理条件之外，女性是不是自己限制了自己？
我们限制了自己吗？
2004年夏天，我怀第一胎，当时我在谷歌带领在线业务与营运团队。我是在2001年加入谷歌，那时谷歌才刚起步不久，只有几百名员工，大家窝在一栋老旧的办公大楼里。到我怀孕三个月时，谷歌已有上千名员工，搬进了由好几栋建筑物组成的谷歌园区。
我怀孕的过程并不轻松，通常过了怀孕初期就会结束的孕吐，却跟着我足足九个月、天天发生。我的体重增加了近30公斤，脚也大了两号，肿胀出奇怪的形状，只有把脚翘到茶几上，我才看得见。一位特别善体人意的谷歌工程师说，谷歌的“鲸鱼项目”，便是以我来命名的。
某天早上，我趴在马桶上吐完以后，必须立刻赶去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那时的谷歌成长飞快，抢停车位一直是个问题，我那天赶到的时候，能找到的唯一一个车位，离办公室还挺远的。我停好车后，全速冲过停车场，虽然说是用“冲”的，其实只是比平常孕妇的龟速移动快一点罢了，这使得我害喜又更严重了。我终于到了会议室，全心祈祷着顺利完成业务简报，千万不要有别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那天晚上，我把当天辛苦的情况说给我先生大维听，大维当时在雅虎工作，他告诉我，雅虎每栋建筑物前，都设有孕妇专用停车位。
隔天，我大步走进——其实比较像是蹒跚摇进——谷歌创办人赖瑞·佩吉和塞吉·布尔的办公室。说是他们的办公室，其实是玩具与新奇玩意散落满地的大房间。看到布尔正在一角做瑜珈，我就大声说，谷歌需要孕妇停车位，最好能快点设立。布尔抬头看着我，当场就立刻答应了，还说他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想到。
直到今天，我对于等到自己亲身经历过双脚酸痛以后，才意识到孕妇需要专属停车位，仍然觉得汗颜。我当时是谷歌最高阶的女性员工，不是有责任先想到这点吗？但是，我竟然跟布尔一样，未曾想过这件事。其他怀孕的女性同仁，想必都默默地忍受这些不便，未曾想过要求特殊待遇。又或者，她们缺乏信心或资历，不敢要求公司帮她们解决问题。直到公司有个孕妇身处高位，即便她看起来像鲸鱼，还是能发挥影响力。
一样聪明的脑袋，不一样的对待
我们站在女性先驱的肩膀上，今天，在美国与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女性的情况已比过去进步，因为有前人的奋斗争取，才有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1947年，标准石油公司请安妮塔·桑默斯担任公司经济学家，安妮塔是我的人生导师赖瑞·桑默斯的母亲。当时安妮塔的主管对她说：“能请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觉得我花较少的薪水，请到一样聪明的头脑。”安妮塔当时觉得受宠若惊，有人说她跟男人一样聪明，那是何等的恭维，她根本想象不到去要求跟男性同样的薪水。
当我们与许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情况相较，我们更是心怀感恩。至今，仍有些国家的女性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全球约有440万名女性身陷性交易的桎梏。在阿富汗和苏丹等地，女性几乎无法接受教育，妻子被当成先生的财产。惨遭强暴的女性，因为让家人蒙羞而被逐出家门，有些强暴受害者甚至因“道德罪”而沦为阶下囚。相较于这些国家令人无法接受的女性待遇，我们的境况先进了数百年。
但是，即使知道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也不应该停止追求更进步。当初为了争取妇女参政权而走上街头的先驱，她们心中的远景，是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那个远景仍然模糊，仿佛要瞇着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
遥远的50％
摆在眼前铁铮铮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依旧由男性所主宰，在至关重要的决策上，女性并未获得平等的发言空间。在全球195个独立国家中，只有17个国家是由女性领导；在全球各国的国会中，女性只占20％的席次。美国2012年11月的选举中，女性获得空前的席次，所占比例提升至18％。在台湾，2009年立法院女性立委约占29％的席次。在欧洲的议会里，女性约占三分之一的席次。这些数字，距离半数还有好一段距离。
在企业界，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的比例更低，《财星》五百大企业的执行长中，只有4％是女性。在美国，高阶经理人14％是女性，董事席次中17％是女性，这些比例在过去十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少数族裔的女性占比，落差更大，只占企业高阶经理人的4％、董事席次的3％、国会席次的5％。算上整个欧洲，女性占董事席次的比例不过14％。在台湾主要的上市企业中，女性约占6％的董事席次，担任董事长的比例仅仅1％。
女性薪酬的成长，也同样缓慢。1970年，美国女性的薪酬是同工男性的59％。女性抗议、奋斗、拼命努力之后，到了2010年，薪酬拉高至同工男性的77％。在2011年的“同工同酬日”，女性运动者玛萝·汤马斯挖苦地说：“我们奋斗了40年，争取到18％的进步，连一打鸡蛋的涨幅都比那多十倍。”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会员国中，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少16％。在台湾，全职女性的薪酬，平均也比男性少23％。
多年来，我看着这令人沮丧的现象，就在我周遭一再出现。我1991年从大学毕业、1995年从商学院毕业，在毕业后做的每份初阶工作中，同事的男女比例都很平均，但是资深的经理职位几乎清一色是男性。我以为那是以往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缘故，但现在几乎所有产业都没有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我想我这一代迟早会达到高阶主管男女平等。然而，一年接着一年过去，我发现跟我同阶层的女性同事愈来愈少；我甚至愈来愈常发现，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女性。
不是战争，人人受惠
在许多场合身为唯一的女性，我遇上了一些尴尬、但也引人思考的状况。我加入脸书（Facebook）担任营运长两年后，脸书的财务长突然离职了，我不得不暂代职务，完成一轮筹资任务。由于我的工作生涯大多是负责营运，而不是处理财务，筹资工作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也让我有点紧张。我与团队一起飞往纽约，对私募基金做首轮业务简报。
我们的第一场会议，是在电影里常看到、可以鸟瞰整个曼哈顿的那种办公室中进行。我说明了脸书的营运概况、回答了一些问题，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接着，有人提议大家休息几分钟，我转向一位私募基金资深合伙人，问他女用洗手间在哪里。那位资深合伙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他被我问倒了。我又问：“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资深合伙人说：“一年。”“我是这一整年来，唯一来这里业务简报的女性吗？”他说：“我想是吧！”接着补充：“或许您是唯一需要用洗手间的。”
我进职场超过20年，很多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依旧，该是我们正视女性权利改革停滞不前的时候了。许诺要平等与真平等，并不相同。在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世界，在领导国事和经营企业上，女性占有半数；在负担家务上，男性负担一半。我相信，那样的世界比较好。
经济理论和许多多元化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善用所有的人力资源和人才，整体的生产力与表现将会改善。传奇的投资大师华伦·巴菲特曾大方地表示，他的绩效之所以如此优异，一部分是因为他只需要和一半的人口竞争。与我同辈的这一代投资专家，大致上仍享有这样的优势。当更多人参与竞争时，就会创下更多纪录，大家所创造出的成果，将超越个人成就，大家都受惠。
往人生的目标，勇敢前进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写一本书，我不是学者、记者，也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和几百位女性谈话后，我决定站出来。我倾听这些女性的挣扎、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女性权利的进步不够，甚至可能在退步。
虽然我相信增加女性掌权者的人数，是达到真正平等的必要条件，但我不认为成功或幸福的定义只有一种。不是所有女性都想发展职业生涯，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要有孩子，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要兼顾事业和子女。我永远不会主张我们都该抱持相同的目标，很多人没兴趣掌握权力，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雄心壮志，而是因为他们在过自己向往的生活。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有些是靠着一次关心一个人达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规划出自己独特的道路，定义符合自己人生、价值观和梦想的目标。
我也非常清楚，绝大多数的女性为了家计及照顾家庭相当辛苦。如果我们能在高层增加女性的声音，就可以为所有女性提供更多机会、更公平的待遇。
有些人——尤其是职业妇女——提醒我，公开谈论女性平等议题要特别小心。我公开说出想法后，有些意见同时惹毛了男性和女性。有些人认为，把焦点放在女性应该如何改变自己、鼓励女性积极进取，似乎是在为组织卸责；有些人甚至指责我是在怪罪受害者。我完全没那个意思，我认为女性领导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些批评者指出，积极进取对我来说简单多了，因为我有财力请得起各种帮手。然而，我的目的是分享一些早在我听过谷歌或脸书前、就让我受惠的建议，许多不同环境的女性，都能与那些建议产生共鸣。
我以前就听过前述的批评，我知道日后还会再听到同样的批评，以及其他的评论。我希望大家能单纯就我提供的这些讯息的优劣，来评量我的建议。我们不能逃避讨论女性议题，这个议题影响到每个人。我们早就该鼓励更多女性勇于追求梦想，也早就该鼓励更多男性在职场与家庭，给予女性更多支持。
如果我们心底有改革的意念，就可以重燃女性革命之火。世界要变得更平等，是从一个人、一个人的改变开始。当每一位女性都挺身而进，我们离真正平等的远大目标，就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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