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红包协议”能否让医生收红包的顽疾消除

国家卫计委日前颁布新规，要求从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都要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这一规定在深圳市民中间也引起了热议，赞成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

赞成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净化医患关系和医疗环境。而在质疑者看来，基于自律的协议岂能从实质上杜绝红包现象？它如同房产交易中的阴阳合同一样，协议照签，红包照收，说不定还成了医生的护身符。

质疑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给医生送红包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医疗顽疾，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监管设计，单凭一纸协议显然无法扭转这样的现实。但是，不能因此而认定签拒绝红包协议就是一种多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仪式秀对于重建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把社会的发展比作一辆前行的马车，那么道德和法律就是马车的两个前驱车轮，我们当然需要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但除此之外，也离不开自律的力量，离不开情感上的认同与升华。对付医疗顽疾，得从监管与惩罚的角度下猛药，但也不妨通过签订协议这样的“文火慢熬”来活血化淤，消除病灶。

在西方，宣誓是一种常见的场景，它不仅存在于严肃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伴随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其所背负的道德效力，更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这里，每个医学院学生毕业时一般都要宣读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也是着眼于让这种形式上的“美感”折射到一个人的内心中去。

真正的宣誓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久而久之，有助于让人在心底沉淀一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和遵行规则。毫无疑问，签拒绝红包协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宣誓。就像老师不得打骂学生一样，医生不得收取患者红包是一种行业底线，而“宣誓”，是阻止这一底线继续下滑的一种必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