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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一刊物《一位落马领导的司机的自述》：“与2006至2011年相比，我们这几年收入锐减”。近日，从珠三角返乡创业、曾在厅级单位为领导服务的司机冯晓铭详细透露了最近几年的收入状况。
冯晓铭的收入计分三项：在单位违规领取的双薪；每年不下于3万元的购物卡等单位显性福利；此外，就是包罗万象的灰色收入，天价烟、天价酒、天价茶叶、名牌手表、iPad、iPhone、奢侈品、时尚用品、土特产……这些收入，当然都源自失范权力的荫蔽。由于和领导接近，这类“权力边缘人”还占有“信息优势”，冯晓铭通过领导渠道获取的信息，弄到了“房改房”“内部职工房”，价格只是市价的一半。此外，通过关系帮人入学、就业，收取费用。对冯晓铭进行“打点”的，既有下属公司，也有有合作关系的企业，还有各地市对口单位。
冯晓铭自称“隐形特权人”，其实就如古时的“吏”，虽没什么品级，但侧身公门，如藤绕树，伴官寄生。人家之所以送这送那，不外乎要么有求其领导或其本人，要么顾忌“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与权力近即与资源近”说明了什么？一则是有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太高。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在《中国官场三大定律》中曾写道：“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一则是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介入过多、过深，不与官员发生关系，有的事情就办不成。
那些企业对冯晓铭的领导及其本人“投其所好”，当然盯上的是权力的“含金量”。权力失范，缺少监督，必然导致寻租，滋生腐败。如果说，有两类商人，一类是独立创业，诚信守法经营的；一类则是对无良官员进行利益输送，觅为政治代理人，结成官商同盟的。因涉黑犯罪“落水”的四川汉龙集团原董事局主席刘汉，据湖北咸宁市检方日前的案情通报，即是第二类。但即便一时坐大成势，翻云覆雨，长远而言，这样的畸形商业环境和政商关系，无论是对商人，还是对官员，都并无安全感可言。
也正因此，去年以来，我们既看到“八项规定”等从中央到地方各项规章制度的迭次推出，反腐风的劲吹，对公权力严格约束；也看到“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光是去年，国务院层面就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初又下放82项，能事中事后监管解决的，就不必事前审批，削弱权力的“含金量”，在“负面清单”以外，“法无禁止即可为”，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
当然，任何改革都涉及到利益调整。在反腐风劲吹和公车改革推进的大背景下，一些公车司机的辞职转行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公务员因隐性收入减少而吐槽“不好当”或呼吁“涨薪水”，也可视为一种应激反应。2月24日媒体报道，有企业家称“官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多了，过去‘公关公关’就能办成的事，现在就是拖。官员没了好处，也没了动力”。那就应该对症下药，一是优化公务员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规避干多干少一个样；二是严明包括时限在内的公务办事流程，压缩其自由裁量空间，该办不办，严予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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