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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初的慕尼黑全球安全会议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称，现在的中日关系“可能是历来最差的”。在上月底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也直斥安倍晋三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如是形容安倍的还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与此同时，安倍则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称，目前的中日关系似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彼此经济相互依赖，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彼此有着重大共同利益，“但这样的经济关系并未阻止大战的爆发”。日本的外交相关部门也指责中国才是“地区麻烦制造者”。
“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曾是美国用来指责朝鲜、伊朗等所谓“无赖国家”领导人的词汇，如今却被中日两国频繁使用来指责对方。中日两国甚至还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外交拉锯战，说直白点就是借助第三方平台指责、抹黑对方。这样的外交战在英国展现得淋漓尽致，两国驻英大使互相指责对方是“历史上最危险的巫师——伏地魔”。
中日两国间的这些眼花缭乱的明争暗斗，在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国家看来，恐怕与两个尚不成熟的小孩子吵架差不太多。不过，中日若仅仅是持续这样的口水战、舆论战，那么局面或许大可不必担心，真正让外界忧虑的是中日两国间虚虚实实地“挑衅”对方底线的行动——虽然中日都声称己方并未挑衅、是对方在挑衅，正如在最引人关切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指责是日本单方面破坏了安定局面，日方则认为正是中国近些年野心勃勃的海洋进出迫使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不得不采取反制。孰先孰后，孰因孰果，恰如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双方总能找到各取所好的答案。但毫无疑问，类似中国去年11月在东海设置防卫识别区，安倍在12月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都深深刺痛了对方的敏感神经。
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中日走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但中日关系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最危险的两国关系，正如90岁的基辛格在慕尼黑全球安全会议上所言，随着中日关系紧张加剧，战争的幽灵正在亚洲徘徊，“亚洲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军事冲突不能被排除”。
这样的对立局面在2014年恐怕也难以缓解，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因为中日关系中潜在的不可测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中日关系仍未从战争阴影的记忆或记忆传承中解脱出来，中国国内仍在大范围地播放异常夸张的抗日剧，对当年战争的前因后果仍受困于意识形态的桎梏而难以深入，日本国内亦是半斤八两，近期热映的电影《永远的0》备受追捧恐怕就反映出日本社会在讴歌和平、生命的同时对当年战争的界定仍然是暧昧、模糊的，电影剧本作者百田尚树身为NHK运营委员2月3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更是引发轩然大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无疑缺乏历史性和解的深厚基础，数十年的中日关系之所以脆弱到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日友好”是建立在脆弱根基上的海市蜃楼。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氛围下，中日在领土问题上基本上无解，只会彼此走向情绪化，而难以出现所谓的“外交智慧”。
其次，虽然概率性很低，但双方试探对方底线的“挑衅”行动潜藏着招致严重后果的误算风险。在看不出中日双方存在行动默契的前提下，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将“捍卫领土”（在对方看来就是“侵犯挑衅”）的行动常态化，那么出现失误的危险性将大大增强，这样的失误何时出现基本上无法预测。随着中国崛起而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对外交走向产生强大的影响，而日本国内主导政策走向的群体也越来越将中国崛起视为不得不防的长期威胁，这些因素的增长将让“失误”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大。
此外，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虽然事实上经济处于唇齿相依、互相依赖的状态，但毫无疑问彼此对对方重要性的认知在下降。在华企业多达23000家，雇佣着1000多万中国员工，但近些年日企“脱中国化”的趋势异常明显，战略性转向东南亚已是大势所趋。同样地，中国的实力渐增以及整个社会缺乏发展实业的基础，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可以不再依赖日本。显然，经济依赖度（或对彼此依赖重要性认知）的降低，会助长政治上的对立程度。
因此，2014年的中日关系无疑让人难以乐观。加上安倍几乎必然会在今年将修宪、赋予自卫队集体自卫权等话题提上议程（虽然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会刺激双方的情绪和舆论），以及会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外交之春的到来，恐怕将遥遥无期。
到访过京都的人大都去看过岚山公园内的周恩来诗碑，1919年，21岁的周恩来游岚山时写下的《雨中岚山》至今传为经典，短短的80个字精雕细刻在一块千年不化的马鞍石上，篆刻人是大名鼎鼎的高城芳三郎，他的另一件名作就是著名的“日中不再战”石碑。若再向前追溯，田中角荣40年前在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时，双方也曾举杯立下“中日永不再战”的誓言。
如今，碑依然在，可矗立千年不化，但这样的誓言，已空留余响，短短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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