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春晚”悖论：批判就是赞助春晚

春节自古以来就携带着政治意味，它并非独立的民间叙事，而是融合了“官方-民间”双重话语的社会符号。民众在春节的生活想象，从古代官方意志对自然调节的意义置换，到如今春晚对春节的颠覆，春节从未脱离话语置换之下的权威意识形态，借此缝合社会矛盾。

从1983年春晚诞生以来，春晚逐渐地完成了它对春节传统的颠覆。正如王晓渔所言：如果说最初“没有春节便没有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则逐渐发展为“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便没有春节”。这种颠覆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它颠覆了春节传统，还颠覆了春节的主体。春晚播出的四五小时之内，不计其数的电视观众共同保持着另一部分不计其数的电视观众所保持的同一状态--观看春晚，或者，批判春晚。

春晚全名“春节联欢晚会”，潘知常将“春节联欢晚会”拆开后观察到：“春节”是春晚所提供的文化心理背景；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象征，“联欢”是春晚所喻示的意义指归；而“晚会”则是春晚所提供的表演平台，意味着一个虚拟想象的空间。春晚这一传媒镜像，通过消弭距离、时差和人的能动性，使得变动的空间感、流动的时间感被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传媒以及固定的国家主义想象所产生的的民族共同体所取代，春晚逐渐跻身为春节的固定符号，并在春节之后继续残留于脑海深处，流窜于日常生活。

18世纪的欧洲，报纸和小说作为话语方式的新技术重现了民族想象共同体；20世纪的中国，国家电视台与国家传统民俗在摄像技术的结合下，通过政治正确与艺术正确的春晚进行了新一轮的“文化统战”新形势，传统的家族宗法观念被转换为隐秘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地，国家旋律与商业伦理交织，主旋律与大众文化合唱，互为利用。这是一种以货币哲学为主导、以消费主义为面孔的国家意识。

虽然春晚早已备受诟病且愈演愈烈，且因电视、网络、手机的普及而受众广泛，受众因传统召唤而无意识地坦然接受。这种现象，正是齐泽克所说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这正是消费时代的新型意识形态传播的可怕之处。哪怕是被大众捧上神坛的叛逆者崔健，依旧无法逃脱春晚的诱惑。那些说不是春晚招安崔健而是摇滚征服春晚的人，没能懂得春晚是历史上全民动员模式的延续，是国家主义对民间个体的召唤机制。

大年三十全家坐在电视机前齐看春晚或坐在电脑前刷微博吐槽，只要往屏幕面前一坐，就会自然而然地坐进了国家叙事结构之中，无论你是对它点赞还是对它吐槽，都集体无意识地接受着。在“不看春节晚会后悔，看了春节晚会更后悔”的心理认同之下，大众依旧热衷于在春节之际围观春晚。齐泽克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做支撑，虽然大众能够看出或者上网看到春晚在教化方面的可恶之处，但仍然热衷于围观。有些人在微博盛传并深以为然的是：“以前看春晚，是笑得乐呵乐呵；现在还看春晚，是骂得乐呵乐呵。以前看春晚，觉得很长见识；现在还看，是为了显示自己很有见识。”对此持认同心理的人，都没能认识到春晚这一文化图腾早已让他们自愿迈入集体叙事之中。

春晚在三十余年的连续举办之下，已经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构建着大众的想象共同体。早已为人诟病的春晚，在集体记忆之下，不看等同于丧失公共记忆，看者则榨取“供批判用”的价值。春晚因其垄断性而获得封闭性，因封闭性导致了民间的饥饿感，在害怕丧失集体记忆或陪伴父母饭后享用春晚文化餐时，又再一次因网络的话题舆论与春节的集体记忆而垄断了微博的页面更新，以一种逃无可逃的疯狂现象造就了记忆饥渴，于是无论是点赞也好还是抨击也罢，都在加固春晚作为集体记忆的存在与延续。

在春晚之前，网络上就会曝出春晚节目单，这种扑朔迷离的或真或假现象，较之以前更为民主的热言时代的网络参与，让大众提前进入了春晚传统的建构与传播时间。对春晚节目的预测或戏谑，都在扩大春晚的影响，都在帮助春晚吸纳更多的广告收入。这种参与是一种“危险的愉悦”，马库斯·梅森在《参与的恶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中立实践模式》就提醒道，在一个热衷于参与、过度地参与的时代里，“所谓参与经常只是安抚的权宜之策，而不是真正的改革过程”。“参与”这个词就像“可持续”一样，已经成为被滥用的口号，由于过度被滥用，使得它失去了意义或意义被改造了。化用布莱希特的话，那就是，赞春晚与骂春晚有什么区别？只要话语开始围绕春晚，春晚的目的就达到了。即使有些人按捺不住，做起了山寨春晚，但从名字便可看出，它依旧属于“春晚话语体系”，依旧存在于春晚构建的集体记忆之中。地方电视台的独家春晚亦复如此，因其分权分众的目的性而暴露了它们也不过是春晚的副产品而已，何况它们本身也是属于国家的电视台，同样需要接受审查等。哪怕是春晚的批判或围攻也好，都因扩大了春晚的话题舆论而让春晚的价值增加，其便能吸纳更多的广告费用，然后借助庞大的金钱建构更为隐蔽而又更为完美的制作与传播。

最近十年来，春晚不断邀请港台明星和外国明星，甚至邀请了冯小刚做导演，春晚貌似进行了妥协，但实质上只是在备受诟病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似的收复人心策略，塑造新一代的春晚集体记忆。明星的加盟能让春晚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能赚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作为受众最广的电视节目，明星也能因春晚而出场费暴增，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共谋关系。而大众在追捧明星或吐槽春晚之时，却心甘情愿地沦为了春晚商业利益的间接抬轿者。

所以，“去春晚化”依旧没能脱离春晚的话题，也就等于没有逃脱春晚，反而帮助春晚加固集体记忆。浅层次看，看春晚是一家人的欢乐；从传统来看，它却属于全民动员。那些自以为批判春晚就显得高大上的网民们，在批判的狂欢之下却忘记了批判对象合法性问题。这就好比一个自以为能够妙手回春的医生在批评别的医生不懂医术之时，却忘记了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别的医生医术不够高明，更关键的是医治对象本身就无可救药。面对这个对象，比他还要高明的医生也只能摊手耸肩，默默离开。因为他们没权决定它康复过来，正如批判者无法决定春晚的去留与春晚的操作。所以，微博每年一次盛行的“春晚吐槽网络运动”不过是它的延伸产品，这反而证明了春晚并不是国家与央视的二人转，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更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

为春晚鼓掌也好，对春晚吐槽也罢，都在帮助春晚建构集体记忆，同时间接帮助春晚扩大价值基础。哪怕是春晚真的沦落到了人人喊骂的时候，或骂春晚成为年夜饭后的健胃消食运动，春晚也能继续在它一成不变的审美标准之下继续吸金，继续传播，只要大家在谈论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