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的山西高徒张友渔和高叔康

1960年11月17日，身在台湾的胡适【1】应山西人张庆恩的邀请，与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一起赴晚宴。吃饭时，胡适聊到他民国八年曾到过山西，还在那里做过演讲。

那是1919年10月，五四学生运动刚刚结束，胡适陪同自己的老师杜威来山西演讲。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给自己的老师做翻译。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的到来引起了山西学生的高度关注，他也被邀请做了一次演讲，这就是《娘子关外的新潮流》。

在这场演讲中，胡适批评了山西娘子关内的闭塞与保守，希望山西的学生起来拥护五四新思想的潮流，并提出，山西大学堂预科毕业生可不经考试直接去北京大学念书。尤其是文、法科的学生，可直接转学北京大学。

胡适演讲之后，一时之间，形成了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去北京念书的潮流。

说到胡适在山西的这次演讲，在座的张庆恩说：“山西从先生讲演之后，山西大学文法科没有学生了，后来是出钱请人来读的。那些转学北大毕业后，回到山西的学生，在地方上办教育，做了不少事。都是先生的学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78页）

张友渔与高叔康就是当时众多受胡适影响从山西大学转到北京大学的两个山西人。

在山西读书的时候，张友渔与高叔康就认识了，两人还一起办过杂志。据晚年的张友渔回忆：这个时期，我还参加过一个学术界的社会主义组织，其中的成员现在还在的有邓初民。邓是山西法政学校的教授。他们办了个刊物叫《新觉路》，主要成员是教授，只吸收了两个学生参加，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法政学校的高叔康。（张友渔著《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80页）

当时，两个人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胡适充满了崇拜之情。在这股去北京念书的潮流之中，两人都去了北京。

一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在青年中风靡一时，来到北京后的两个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兴趣，对苏俄的体制充满好感，在当时的潮流之中，两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后来，随着国民党的“清党”，张友渔成了国民党的左派，后来则又成为了共产党。而高叔康则一直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

到北京之后，张友渔凭借自己的写作才能，曾给很多的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在很多问题上，张友渔和胡适有共识。

那一年胡适去了苏俄，对苏俄的建设成就以及教育体制赞赏有加，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胡适提到了苏俄的教育政策，并认定从苏俄的教育政策出发，苏俄完全可以从政治上“狄克推多”转向“民治”。对胡适的言论，徐志摩并不赞同，他认为苏俄所推行的教育是“党化教育”，并对这种教育不以为然。

对此，张友渔站在了胡适一边，他曾专门写信给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为“党化教育辩护”。信中张友渔写道：“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党者，都应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下册，第1075页）

针对徐志摩的“党化教育乃是旧式愚民教育”的观点，张友渔反驳说：“‘党化教育’却一方着重‘情意’，一方仍欲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识，又其唤起人类的奋勇，以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亦非宗教可比，这种教育，前所未有，故谓之新。”（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下册，第1077页）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给徐志摩写信的时候，张友渔所使用的名字是张象鼎。

在主张“白话文”上，张友渔也与胡适观点相同。1934年，胡适为《大公报》策划了《星期论文》这一栏目，其中第一期发表的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一文。张友渔表示高度赞同，并写了《报纸何以不完全用白话》一文来支持胡适的主张，并进一步探讨了报纸之所以不用白话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张友渔，出于对新兴的苏俄的崇拜，不仅主张苏俄的“党化教育”，还主张实行苏俄的统制经济。受苏俄统制经济这个新名词的影响，他还主张对新闻业进行改造，实行“统制新闻”。在《论统制新闻》中，他写道：

我相信，新闻是阶级斗争之武器。即支配阶级对于被支配阶级，在暴力的统制之外，又借新闻，来实行一种思想的统制。（张友渔著《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44页）

关于此一时期高叔康的文献比较少，但作为从山西走出来的学生，他和张友渔似乎都发展得不错，都曾受到过重视乡谊的“山西王”阎锡山的邀请。他们两人也都接受了阎锡山的邀请。

当时，张友渔还希望利用蒋、阎之间矛盾的加剧来开展有利于党员组织工作的活动，进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而高叔康本就是国民党，能够得到阎锡山的赏识，自然义不容辞。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高叔康，跟张友渔一样，也主张推行苏俄式的统制经济。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张友渔与高叔康两位山西老乡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之中。在内战期间，两人自然也都是各为其主。1946年，高叔康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1948年还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参事。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张友渔则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

二

1949年，高叔康追随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痛定思痛，他开始重新反思国民政府十几年来的经济政策。最终，他否定了青年时代所主张的计划经济的政策，这一时期他主要在《中国文摘》上发表文章。

此时，关于自己早年对苏俄的政治、经济的迷思，胡适已有了反省。

高叔康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会上，做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说起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对高叔康的思想转变表示了理解与同情，演讲中，胡适说道：

最近一期《中国文摘》中转载了《中国经济》第三十九期的一篇文章——高叔康先生所撰的《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海耶克及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方米塞斯（VonMises）。这都是反对计划经济，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中国》，我不用替它登广告了；我记得高叔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以为我们现在“对于资本主义应该有个重新估价，作为将来经济制度应走什么方向的一面镜子；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在精神上认识上最重大的急务。”最后，他在结论中说：“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但不会崩溃，而且还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受到胡适赞赏后，高叔康给胡适邮寄了一册由他撰写的《经济学新辞典》。收到辞典后，胡适给高叔康写了回信。全信如下：

叔康先生：四月十四日来函敬悉。先生赠我《经济学新辞典》一册，也已收到，十分感谢，我近来很忙，等我稍为安定下来，很想能与先生谈谈。先此复谢，并祝大安。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9.第781页）

这封信写完不久，胡适就逝世了。两人并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高叔康的老乡张友渔，在1949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冲击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多数时候都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对于早年提倡的“统制新闻”与“计划经济”的主张，张友渔似乎也逐渐放弃了。

从受胡适影响走出山西，到抛弃胡适的主张各奔东西，再到晚年的反思与觉悟，这两位山西人，不论是作为国民党的高叔康，还是作为共产党的张友渔，在“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的理念上，他们与胡适再次达成了共识。

优府百科

【1】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徽州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他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