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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茜大学读的是师范专业，她本来可以做一名老师，但她2008年毕业找工作时没有一点方向，于是在同校好友的建议下一起选择了报考河北省的公务员，并且最终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虽然她以前从未想过要当公务员。
公务员，铁饭碗，这原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刘茜仅仅工作了3年多就选择了辞职。“脱离队伍”是因为待遇不高、成就感低落、工作压力大等诸多因素。
最近一段时间，公务员辞职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让人们一度开始怀疑这份旱涝保收的工作是否真有传说中那么好。不过另一方面，近几年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却有增无减。
官方数据显示，2007—2010年，我国公务员的报名人数从74万一路上升到2010年的审核通过人数144.3万。在经历2011年的141.5万和2012年130万的小幅下降后，2013年又首次突破了150万。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郑建君博士的《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倦怠现象很严重。
郑建君在报告中指出，作为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实践者、执行者，基层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能力、素质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鉴于此，郑建君在报告中呼吁，当前广大基层公务员的价值取向、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于工作生活的感受情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工作“没技术含量”
回想起当初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情形，刘茜用“幸运”来形容自己的经历。不过她的那名校友则在笔试后就被淘汰。
后来又有选调生，虽然门槛高点，但刘茜的各项条件都符合。她又通过了选调生的笔试。
所谓选调生，是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及选拔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
面试时，刘茜的父亲希望能托人找点关系帮帮女儿。尽管刘茜坚决反对这么做，但父亲还是背着她找了“没起到任何作用的关系”。
刘茜又幸运地通过了面试。
后来培训时，刘茜意识到通过选拔者大部分都有一点背景，差点的也是“父母一方有一个是公务员”;再后来分配工作时，刘茜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单位已经几年没有进过新人了。同事们都在猜测这个24岁的女大学生到底有什么背景。而当刘茜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的父母不过是普通农民时，同事们更加疑惑了。这让刘茜第一次感受到背景对公务员的重要性。
培训结束后，刘茜拿着一纸红头文件开始了自己的选调公务员生涯。她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下属某乡镇工作。按照选调生的相关规定，在基层锻炼几年后，她才能被调回城里。在刘茜看来，选调生多少有点“上山下乡”的意思。
工作单位跟刘茜想象的差别有点大。最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工作时间—单位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点名，但差不多到10点多的时候，八成左右的同事就提前下班回家了。下午没有明确的上班时间，“因为基本没人上班”。
由于离家远，刘茜就住在单位宿舍。她每天早上8点半到办公室，先打扫卫生、打开水，然后坐下看书;下午2点到办公室，接着看书。
“办公室大多时候就我自己……”刘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有些无奈和落寞。一些老同事劝刘茜下午没事就不用去办公室了。
坚持了一个多月，刘茜也开始入乡随俗“忙活自己的事情”了。她每天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上网、绣十字绣上，在乡镇做公务员3年多时间，她绣了五六幅作品，“还有两米多的大部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刘茜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枯燥极了，每天就是打字、做报表这些事情，“初中生就可以胜任，没有技术含量。”她坦言，这样的工作远离了她的初衷。
薪酬方面，最开始刘茜的月工资只有700多元，不过很快就涨到1300多元，到2011年底她辞职时，已经有2000元左右了。
“如果按照性价比来算，工资少了点。但仅仅做这点工作，其实工资还是很多。”刘茜时常这样跟朋友开玩笑说。
尽管工资不高，但刘茜还是利用攒下来的钱回家把家电整个换了个遍—那段时间，她一直过着“吃饭不花钱、娱乐没地去”的日子。
“成就感低落”
刘茜所在的单位，由于分工极不明确，常驻单位的几乎只有她一个人，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她经常会半夜被抓起来救急。
写材料、打字这些简单的事情刘茜都能接受，工作不爱拖延的习惯则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部门60%的工作都堆在我头上，就因为我不习惯拖延，总想着赶紧干完就算了。”
刘茜经常遇到来单位办证找不到人的百姓，“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每次我都得跟他们说他们要找的人开会去了，或者学习去了。”其实那些同事都回家了，或者办自己的事情去了。刘茜看不惯这种做法，只要能帮忙的她都尽量把事情办了，这让她的工作越来越多。
两年后，刘茜才明白，单位的活儿没有干完的时候。她不得不学习其他同事，工作也开始变得爱拖延起来。
如果不是压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太多，这样的生活确实挺好。“但前提是特别适合50岁的我，可是我才20多岁。”刘茜认为她不该过这样的日子。她辞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其实在工作的第一年，刘茜就想逃离。
刘茜决定辞职，跟她的男朋友在北京、两人两地分隔也有一定关系。“因为我总是隔一两个月就能感受一次大都市的冲击，对比太强烈。”她说，自己每次从北京回来，就有跟世界脱轨的感觉。她认为待在那个小地方，很多东西都接触不到。
工作3年后，刘茜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继续浪费时间和青春了。工作倦怠也成了困扰她的重要原因。2011年底，她终于选择了辞职。
刘茜自认为辞职后感觉挺好，“倒真有点后悔辞职太晚了。”她认为自己最好的年华都浪费在了之前的工作上，非常不值。尤其是那份工作不仅不能给她带来学习的动力，也无法提供明晰上升的空间，特别是对她这样毫无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这是刘茜说服家人自己辞职的理由。
《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或多或少存在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而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的基层公务员比例为6.40%。
上述报告称，从工作倦怠的具体表现来看，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因素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人数比例方面，“成就感低落”因素的检出率最高。
或现公务员下岗潮
跟刘茜相比，张新新的工作似乎更多、更累。并且，后者现在已经享受不到刘茜那种“吃饭不花钱、娱乐没地去”的生活了。
张新新在甘肃省一个县级政府部门的接待大厅窗口上班。由于生活压力，他也有辞职的想法。
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不断出台的关于公务员的各种禁令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福利，但张新新说，这些禁令并未给他的收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基层公务员原本福利就不多，取消后和取消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原本以为公务员是高收入群体，加入公务员队伍后起码可以负担得起买车和购房的需求，但真正梦想成真后，张新新才发现，自己每月扣除各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收入不到2500元。
张新新经常跟同事们讨论他们的工资距离国家颁布的全国城镇人均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他也不断抱怨说除了工资其余的什么都在涨。
公务员不好当，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张新新也时常跟同事们讨论基层公务员为什么不好当的问题。
以张新新本人的情况为例：在窗口工作要经常加班，如果态度稍有不好就可能会被投诉或直接被批评，“即便态度好，有时也要被质疑”。这是张新新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单位的要求，工作人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新新因此经常自责给家庭的付出和关心太少。
工作近6年，张新新至今未曾调换过岗位。他一直在为提升发愁，“即便有机会提升，也很渺茫。”而如果自己当初不考公务员，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新新认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当地所有行业里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体系、劳动与所得多数情况下不成正比，张新新觉得这无法很好地体现出他的个人价值。
如果未来自己的待遇仍然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仍处于社会偏低水平，张新新表示肯定会辞职。张新新的一些同事也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另一个困惑在于：不做公务员了，又能做什么呢?张新新并不知道自己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工作。
北京理工大学政府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应酬”太多，高工资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洁政府。
胡星斗表示，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与之相匹配。而目前中国无疑是过于庞大之政府，必然要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所以未来必定会出现公务人员下岗潮。
在胡星斗看来，不断有公务员辞职是一件好事，这样就能够增加社会的人才，也可以帮政府机关“消肿”，裁减冗员、裁减机构，使政府更精简，更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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