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扭转中国的“土豪化”趋势

出现几个土豪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国家“土豪化”

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任何时代和社会，人群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和差异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当这种分化和差异被夸大和扭曲时，就会变得十分荒诞。土豪一词华丽归来并受到热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且不论在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当下，土豪的发家致富是否带有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的“原罪”性质，仅就其奢靡、炫富等粗鄙举止看，就与“富而无骄”、“富而好礼”的传统理念相去甚远，而普通民众热捧土豪，也有违“贫而乐”、“贫而无谄”的传统教导。

当然，也有个别土豪的表现可圈可点，如千方百计为员工购买春节回家车票、发放高额年终奖金等。但总体上，中国土豪的是个物质成功但精神失败的群体。关键是，出现几个土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土豪化”——中国就已出现这种趋势，即国人越来越注重物质满足而忽视精神修养，因而在变得富足的同时，越来越缺少高尚情操和优雅礼仪，甚至是越来越粗鄙和猥琐，变成了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只有物欲，没有精神）。如，动辄投资数十亿元重建阿房宫、复原泰坦尼克号，赴外旅游疯狂购物、大声喧哗甚至乱刻乱画，哄抢翻车货物，漠视跌倒老人，放言收购《纽约时报》……。年前，法国市场调查公司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物质的国家”，71%的中国人表示根据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衡量个人成功，远高于全球34%的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由一个最有文化、最为优雅的民族，滑落为一个最没文化、最不优雅的民族——令人痛心不已。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土豪化”趋势？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指出，当时代和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总会有旧精英衰退而新精英崛起，而新精英往往因暴富暴贵而缺乏教养、礼仪以及社会责任感，因而显得粗鄙不堪。近百年来，中国先是发生剧烈政治变革，继而又发生深刻经济变革，期间都伴随着对以培养君子为己任的传统文化的“自宫式批判”，新旧精英转换翻天覆地，新精英因缺乏君子传统的熏陶，出现一些粗鄙庸俗的现象——虽不足为怪，但为人诟病，必须尽快纠正。

摈弃英国绅士幻想

回归中国君子传统

“知耻近乎勇”。许多人已意识到中国“土豪化”趋势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如对土豪（Tuhao）一词有可能入选《牛津英语词典》而感到羞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淑女培训班”和“礼仪培训班”，等等。事实上，早在2006年，来华淘金的英国人爱德华·伯曼（EdwardBurman）就出版《像绅士一样生活》一书，试图用英国的绅士文化指导中国富人生活，一度受到中产阶级的热捧。

但是，要想阻止中国的“土豪化”趋势，学做英国绅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回归中国的君子传统。因为，英国绅士文化的出发点是让“富人更富、贵人更贵”，强调富贵者要在衣装服饰、休闲娱乐、社交礼仪等方面与普通人区别开来。这种传统如横向移植到中国，不仅会水土不服，且会加剧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难道用刀叉就比用筷子更优雅，打高尔夫就比打乒乓球更高贵？须知，中国君子传统比英国绅士文化更悠久、更精致，且既规范精英，又教化民众，向来是化解社会粗俗之风和暴戾之气的法宝。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理想就是培养君子，中国传统国家建设的目标就是打造“君子国”。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天然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中国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有很强的亲近感和亲和力——这是恢复和重建君子传统的巨大优势和深厚基础。

君子的含义很广。《论语》一书，共492则,但君子一词出现107次，平均每5则就要谈到一次君子。比如，就德性看，“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就风范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礼仪看，“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就义利观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总之，君子的内涵和外延很难一言以蔽之，我勉强对其做个总结：君子是儒家所确立的既健全又高尚的理想人格型态，其基本特征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要有崇高的信仰、高贵的德性、仁爱的精神，以及渊博的知识和优雅的品味。

持之以恒学做“君子人”

坚持不懈打造“君子国”

达到君子人格境界的途径同样也很多，大体可归结为四条：一是要“博学于文”，即读书；二是要“约之以礼”，即明礼；三是要有仁爱之心，即行仁；四是要重义轻利，即淡泊名利。

首先是读书。儒家强调君子要“博学于文”，重视劝导人们读书学习，所以《论语》开篇为《学而》，《荀子》之始即《劝学》，《礼记》则有《学记》，传统民间社会更是以耕读传家和书墨飘香为荣光。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也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沉下身心坚持读书，既能抛却喧嚣和浮华，又能神游万仞，思接八极，打开一个清朗澄明而又丰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培养自己博雅高尚的品味和格调。作为中国人，首先要阅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因为它们都是往圣先贤生命、生存、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人之高贵精神和优秀品质的凝练，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孔子认为，深于“六经”即《诗》、《书》、《礼》、《易》、《乐》（已亡佚）、《春秋》，可使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今儒杜维明也认为，“五经”确定了中国人“诗意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存在方式”。所以，大儒钱穆先生曾说：“不读四书五经，尤其是不读四书，不配做合格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人都不配，更何况高尚的君子人呢？

其次是明礼。所谓礼，是指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古代中国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原因是儒家非常重视礼，强调君子不仅要“博学于文”，更要“约之以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礼记》甚至把礼义看作是人的本质性规定，提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美国当代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Fingarette)也说：“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近代以来，中国悠久精致的礼仪传统破坏殆尽，富起来的人们不仅没有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且日益滑向粗鄙庸俗无教养的不文明境地，因此亟需本着因革损益的原则，重建中国的礼仪传统。古礼名目繁多，《中庸》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但实际上，一个人是否文明有礼，看其行为是否符合以下四个原则足矣：一是“主敬”，既敬重他者，又保持自重；二是“礼让”，如曹操所说“让礼一寸，得礼一尺”；三是“诚信”，诚实守信是要道；四是“中庸”，适可而止，过犹不及。这四个原则，每个人都能用心感知和把握，唯知之非难、行之为难，关键在于坚持。当然，在国家层面也要重建祭祀天地、黄帝、孔子、英烈等国家祭典体系，在社会层面更要重建婚丧嫁娶等民间传统礼仪。要之如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焉。”

第三是行仁。所谓仁，用朱子的话说就是“心之德,爱之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规定。所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中庸》更是直接说“人者，仁也”。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一个人若不知仁、不求仁、不行仁，则如同禽兽，遑论君子。君子之学，要在行仁，故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爱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在一个缺少仁爱精神的社会，没有人能幸免于难，也没有人能幸免于罪——类似老人跌倒无人扶起、幼女饿死无人过问、抢劫犯罪无人心侠仗义等现象，都表明了仁爱精神的缺失。因此，学做君子既要学仁，更要行仁，关键是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要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博施济众、泛爱天下。不妨每日三省己身：别人遇到伤痛你给予安抚慰问了吗？别人遇到困难你奉献爱心了吗？别人遇到灾难你援之以手了吗？

最后是淡泊。名利观的实质是义利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财富观。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儒家从不排斥追求名利富贵，但主张要通过合法、正当、有道义的手段来获取，所以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更重要的是，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君子必须以义为主、重义轻利，否则不仅会影响自身德性，还会破坏人际关系、危害社会和谐，所以孔子提出：“君子以义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在国家层面，儒家同样主张重义轻利，《大学》上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说：“德之本业,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如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斤斤于聚财敛财，而不知仗义疏财，徒知以财润身，而不知以德润心，国家也以粗放型模式追求GDP增长，导致崇高的精神生活和君子理想日行日远。试问，如今的富人们，有几位能像刚刚去世的邵逸夫先生那样呢——邵先生或是中国富人中最后的儒商和君子！

无论如何，“土豪化”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莫大悲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中国人，都要拒绝“土豪化”，学做君子人，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努力把中国再造为一个“文化中国”、“礼义之邦”和“君子之国”，让中华文明再度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