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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务员的日子，据说很苦。按照媒体梳理，2013年至今中央先后已出台15个文件通知，以“严禁”“严查”的口吻砍除公务员的“灰色利益”。有分析称，2014年公务员所面临的“禁令”将有增无减，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也认为，“当官不易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按照统计，到目前为止的15道禁令所要试图消除的公职人员“灰色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大到豪华超规格办公楼、一般公务用车，小到党政机关文艺晚会、会员卡、公款旅游、公款宴请吃喝，细到公务接待禁止用鱼翅燕窝、香烟高档酒水、发月饼送年货送贺年卡等等。如果说以往公众作为局外人，对公职人员待遇、福利的诸种想象，虽不乏个案刺激，但却少有如此密集的确认。
以往禁令不鲜见，得到如此强势执行的却可能已许久未见到。耐人寻味的是，面对高频次发布的公务员禁令，当局者与旁观者各自生发出不同心态。于公职人员而言，目前反映出的一种普遍心思是叫苦、觉得委屈，而事实上，这些被新禁令所重申禁止的所谓“灰色利益”，从来都未曾成为被法律所认可、可以暴晒于阳光下的利益。理应如此，旧有规定中同样如此要求，但在潜行于官场的某种规则中，“灰色利益”甚至成为公务员福利的一部分，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在这种价值判断整体性颠倒的状态下，也多少觉得最近公务员的生活似乎真“有点苦”。灰色利益无疑是腐败，但当这种腐败成为一种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当不正常被默认为常态，正常便演化成了为社会所称奇的异端。
原本正常的公职人员薪酬福利、生活方式，在被剥离原本不应存在的诸种利益后，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不适应感，或许可以理解，但却一定要适应。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受访者都认为禁令对其影响很大，有近80%的受访者自称2013年后没有收到任何礼品。有基层公务员甚至投书媒体，谈其辞职心路，在机关蹉跎7年后选择辞职。凡此种种，指向普通公务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行为规范，如果存在长时间难以克服的不适应，那么就不失为公务员队伍的裁汰冗员提供着一次机会，而且是难得的机会。正如学者任建明所言，现在政府人员太多，不怕公务员辞职，我们需要淘汰一部分“南郭先生”。
正常流通起来的公务员队伍，才会是真正走向健康、理性的社会形态。甚至可以说，多年以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不正常现象，应考者很大程度上所瞄准的都不仅是正常的公务员薪酬、福利，而是当下正在严禁的所谓“灰色利益”。哪怕是最近有媒体刊出多国数据对比，得出“公务员待遇高是国际标准”的结论，其所指的“待遇高”也只是养老、退休等基本福利，而不可能囊括从购物卡到月饼券的“灰色利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在根本上剔除公务员福利中的“灰色部分”，所谓“待遇高”的议题才有谈论的前提，何况“待遇高”的前提还不止一个，必然包括诸如官员财产公开、权力制衡与监督等诸多方面的高要求。
更多的社会成员不乏这样的忧心，那就是禁令的常态性问题。究竟通过禁令所固定下来的几十个“不准”，对公务员而言是否会有长期的约束力。这可能同样是一部分持观望态度的公职人员，正在踌躇的难题。按照既有的人类立法经验，列举式的禁令表述与构造，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永远无法穷尽所有想要禁止的东西，越是具体的禁止，其禁止令的辐射范围就相应会缩小。对权力和权力者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所确立的禁止性范畴，显然要宽得多。更为现代政治治理所青睐的权力约束思路，源自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从权力结构上实现所谓“灰色利益”无法藏身的目的。具体到公职人员工作、生活领域，首先便是人大对预算的强把关(不惜否决)，其二则是新闻媒体、公民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日常化紧盯，第三还包括建立普遍性的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等等。
“把权力关进笼子”，这笼子可以首先是用禁令编织起来，更应当是通过制度性的监督与制衡所实现的。好在，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而且惟有真正意义上的“官不聊生”，才谈得上社会成员的普遍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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