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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经济学有种偏见，认为那玩意儿是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采访时说，解决春运拥挤的最佳办法是提高火车票价格。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偏见。他说：当火车票涨价后，人们受价格影响会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如此，就优化了资源配置。茅于轼的囧话让我想到了电影《人在囧途》，里边讲了一个老板和一个农民工动身回家过年，路上却不期而遇、囧事不断的故事。他们在回家途中乘坐了飞机、火车、长途客车甚至拖拉机等交通工具。我在想，没买到火车票的茅于轼会选择哪种“其他交通工具”，是长途客车，还是拖拉机？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都不会选。因为他老先生事先应该早已订好了头等舱的机票，犯不着和民工一起挤绿皮车厢。我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位很少在春运期间亲自购买火车硬座票的专家来说，在对火车票价格发言时似乎应该更谨慎些。
当然，茅于轼先生所看到的“问题”也不乏正确的部分。比如他认为，缓解春运的紧张问题不可能寄望于提高铁路的运力，也就是说，老百姓未来寄望于政府修建更多的铁路线以舒缓春运时期的客流几乎是个梦呓。原因很简单，在非春运时期，铁路拥挤状况其实并不那么严重。如果仅仅为了春运而兴师动众，多修几条铁路线，春运期间倒是没那么拥挤了，但这也意味着春运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铁路运力的闲置。按经济学家迂腐的说法，这叫资源配置不合理。于是，茅氏经济学给出了解决方法：既然火车运力的“供给”不可能提高，那么就只好抑制“需求”，以达到供需平衡。抑制需求的逻辑，显然是涨价。
且不提涨价引起的民怨，我只想问一句：涨价了，你以为买票的人会骤然变少吗？听听现在人们的抱怨就不难发现，乘客的不满并不在于火车票太贵，而是有钱也根本买不着票。看看那些春运期间数量庞大、满怀愤懑的返乡者，他们购买火车票的愿望足以把任何单纯增加供给或者抑制需求的努力击得粉碎。笔者曾做了一次调查：在铁道部订票官网上，1月29日从北京出发到南方某城的车次，一共有五六班左右，从早上八点正式接受订票开始，仅仅过了不到两小时，当日所有车次的软卧、硬卧、硬座票全部订满，只剩下一班时间点比较尴尬的车次还有一两百张硬座和无座票。而当我隔了几小时再次打开网页，发现这些残票也被抢购一空。
当你亲临买火车票的现场时，事情很一目了然——不是票价高或低，而是抢票快或慢。虽然铁道部为乘客们提前十几天就开放订票，但真正留给一个订票者的时间不过是这十几天开头的那几个小时，数小时后，票已被抢购一空。于是只好等定下一天的火车，但第二天如果你又错过了那头几个小时，还是有可能订不到票……说得极端点，如果一个人起得不够早、手脚不够利索，他是无法在春运高峰时期买到火车票的。
中国人手里那张春运火车票就像一张悬疑电影的票根，带我们领略了这个国家最让人心惊肉跳的一面。官方公布的数据说，去年春运客运量达到34亿人次，今年预计超过36亿人次。在这个相当于五个欧洲人口总和的天文数字面前，任何提高票价的做法我认为都是徒劳，除非你能把火车票价提到机票的高度。到那时，买不起火车票的穷人转而大量购买长途汽车票，导致春运期间道路拥挤、汽车寸步难行，那么就再把长途汽车票提到机票一样的高度吧。至此，什么票也买不起的贫苦民工干脆不回家了，春节期间，大城市里将有数亿回不了家的外来人口在街道聚集、游荡、散步，画面何其壮丽。
那么，春运的糟心事儿是不是就解决不了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是的，解决不了。不过，还是存在某些缓解的办法。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制定一个更灵活的休假制度，以此来分流一部分乘客？
据我所知，春节期间人们蜂拥回家，除了对传统节日、合家团圆的重视之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务工者一年到头（甚至几年）只有春节时候才被允许放假回家，一年中的其余时间回家机会极少。他们的假期制定非常死板，缺少一个让人们可以灵活选择、调配的私人假期制度。于是一到春节、国庆之类的“计划经济式长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东西，大家都被迫卷进了这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中。
末了，还是有些担心，如果茅专家提出的方法得到推行，火车票价大涨。我们该怎么办？改坐长途汽车吗？不，我觉得应该改坐飞机。三个人拼一张机票，座位上一个、行李箱一个、托运一个，匀下来人均比卧铺票还便宜。别说这方法不人道，横竖我们也没被当人对待过，如今自个儿把自个儿当货物，真实面对生活，这不是正能量爆棚的事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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