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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国际传媒和评论家所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的去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引发了两种泾渭分明的反应。
在沙龙的祖国以色列，他曾在2001年总理选举中一举夺得空前绝后的62.4%选票，更被一些人（如著名犹太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称作具有“让追随者暂时放弃独立思考，去附和他有时极具鲁莽色彩冒险”的特殊个人魅力，犹太民众中支持、痛悼之声压倒一切，甚至因其改变政治立场而大骂其“叛徒”的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不例外。在欧美等以色列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奥巴马、克里、卡梅伦、奥朗德、默克尔、普京、潘基文、范龙佩、贝卢斯科尼……这些政要彼此间政治色彩不同，和沙龙、和以色列亲疏各异，却都不同程度赞扬了沙龙生前的功绩，对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决心”表示钦佩，立异的声音不能说没有（如人权观察就对沙龙“生前不能为其反人类行为负责”表示了遗憾），但终究是微弱的。
而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那些平素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的冤家对头，如今却一起为“恶魔之死”弹冠相庆：法塔赫高级领导人贾布里勒.拉朱伯一口咬定，沙龙“是谋杀阿拉法特的罪犯”，并对其未能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表示遗憾；法塔赫的对手——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里庆幸“刽子手终于死了”；和上述两个组织都有过节、已被以色列谋杀的巴勒斯坦激进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雅辛的发言人表示“听见沙龙死讯不高兴才是假的”……在加沙街头，有人在分发糖果“分享胜利的快乐”，而在贝鲁特，一些当年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受害者及其家属则放起了庆贺的鞭炮。
从以色列建国第一天作为一名步兵连长从戎，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82年作为文职的国防部长策划入侵黎巴嫩，再到1996年出任住房部长，一手推动犹太定居者对被占领土的“武装殖民”，沙龙一生大部分生涯，都在和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盟友刀兵相见，说“双手沾满阿拉伯人鲜血”毫不过分；早在1953年，他就策划了对约旦河西岸基比亚村报复性屠杀，导致60名平民死亡，1982年一手策划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屠杀，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恩.麦克布莱德领衔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确定为“直接责任人”，更让他遭到一些国家的通缉。从这个角度讲，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仇视他，对他的死感到高兴，是不奇怪的。
问题在于，恰是这个“屠夫沙龙”，实质性推动了巴勒斯坦自治权的进一步落实；也恰是这个“推土机沙龙”，让长期陷入死局的加沙和南黎巴嫩以色列撤军，和被占领土定居点拆除成为现实。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恰因为出身行伍，戎马一生，沙龙才能在战争中领悟到，因为以色列和犹太人是“阿拉伯世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在这样恶劣的地缘政治形势中，片面用战争、武力和增加定居点追求安全纵深，是行不通的，领悟到在阿拉伯人比以色列人出生率高很多的背景下，以色列不可能永远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维持占领状态，继续维持代价高昂的占领，是不符合以色列利益的，领悟到以色列即便百战百胜也绝不会迎来安全感，因为以色列“输不起”，百战百胜不过勉强维持生存，一旦战败，人口只是阿拉伯人零头、几乎全无战略纵深的以色列，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正因如此，早年被沙龙一路从贝鲁特驱逐到突尼斯城、晚年被沙龙困死在拉马拉自己办公桌边的阿拉法特才清醒地指出，尽管沙龙是死敌，但“和他打交道最容易”，因为这个对手说话算数，是可以信任的敌人。事实上，在巴以曲折的和谈史上，“和平鸽”式的以色列政治家（如佩雷斯）往往无所作为，真正能起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恰是那些昔日的“屠夫”们，如拉宾，就曾是带头屠杀巴勒斯坦人，并在1965年“六天战争”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成为第一个进入老城，并登上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顶发表演说的犹太人。只有饱尝战争之痛，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和平之可贵，且在全民皆兵、人人自危的以色列，除了“战神”们，又有谁具备登高一呼、让珍视家园和土地的犹太人向自己敌人让步的号召力？
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不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方面，都很难在听到如阿拉法特那样“和值得信任的敌人谈判”的务实、清醒的声音，“不和刽子手对话”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这对千年冤家间压倒一切的主流声音。当年以色列人暗算雅辛，犹太人定居点曾响起鞭炮声；如今沙龙去世，加沙街头之糖果，贝鲁特难民营外之鞭炮，不也是似曾相识的一幕？
在“不握沾血之手”逻辑驱使下，以色列人拒绝和哈马斯、和真主党对话，巴勒斯坦人也拒绝和利库德集团、和内塔尼亚胡对话。问题是，巴方也好，以方也罢，在可预见的将来，真正掌握话语权和实际权力的，都是不同程度“沾血之手”，拒绝和这样的手对握，实际上也就远离了和解的可能。
面对巴以这个千年死结，各方必须摒弃这种“零和”的狭隘仇恨心理，首先认识到一个不应回避、却一直被回避的现实——不管愿意与否，这两个实际上有“血缘关系”的古老民族，都必须在同一块土地上长久共存，谁也无法消灭对方；不管愿意与否，这两个很难共存、却不得不共存的民族间，掌握权力的，暂时都只会是曾经的战场之敌，回避他们，就等于回避和谈，甚至回避和平。
在饱受“看不见的恐怖”困扰后，以色列一些政论家曾感慨“如今不知道和哪位巴勒斯坦领袖对话才管用”，或许总有一天，今天兴高采烈分发糖果、鸣放鞭炮的某些阿拉伯人，也会对找不到沙龙这样有血债、却也有谈判诚信度的以色列对手，感到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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