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能再对讹人的“老不死”袖手旁观

去年12月31日，广东河源漳溪乡村民吴伟青与一街坊扶起受伤倒地的老人，并送到医院，却被老人家人指认为肇事者，自认无处伸冤的吴伟青在巨大精神压力下，于2天后自杀身亡。日前，该事件有重大进展：曾声称“被撞”的老人周老汉在家属不在场的情况下，首度承认是自己摔倒在地，并称“没钱治病，指望他给钱用”。

在这个新闻层出不穷、热点每天不断的时代，很少有哪个话题像“扶老人被讹”这样，经年累月热度不衰。但与此同时，不同事件的持续叠加也令该话题显得不再那么正邪分明、对错清晰，以至于公共舆论也变成了墙头草，随风倒，一会儿指责被扶老人，一会儿又掉头愤愤于撞人者的伪善。

回到这起事件，如果说一开始舆论还有犹疑的话，那么自从吴伟青决然一死，人心的天平便已经发生了倾斜。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向来有“以死明志”一说。面对非议、猜忌甚至污蔑，一个人如果选择赴死而不是苟活，那多半是清白的。而现在，周老汉的最新说法以及“没钱治病，指望他给钱用”的心声吐露，加上“只要有家属在场，周老汉就会咬定是‘被撞的’，没家属在场时，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知情者言，无疑进一步坐实了外界的猜测。

有一种所谓“理智、深刻”的观点，总是习惯于将讹人老者的“恶”归咎于社会保障的阙如，而周老汉“没钱治病,指望他给钱用”的解释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的确，站在社保制度的角度，这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但对于个体而言，“没钱就讹人”则是个不能原谅的恶行。否则，它将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无数的恶都可以依附其上，抢劫是因为没钱，偷盗是因为穷，甚至贪污受贿也是因为工资不够用，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对错观，社会岂不乱了套？

基于此，如果上述信息最终得到警方证实，那么周老汉及其家属就没有一点值得同情的地方，不仅在道德上应该接受最猛烈的挞伐，而且必须为吴伟青之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事实上，周老汉及其家属的讹人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鉴于其情节危害特别严重，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根据《刑法》，人民检察院应对周老汉一家提起公诉，而法院则可判处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等的刑罚。

民主与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方面，民主制下的百姓基本生活一般都有保障，这为法治的实行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法治又可以避免民主沦为民粹，进而出现那种不管民众做了什么恶事，都推给体制的情况。事实上，当前中国之所以始终走不出“扶老人被讹”的怪圈，原因之一就是以往人们总是将此作为道德问题，即便老人的讹人行为被证实，也顶多是出来道个歉，鲜有承担法律责任，更别说被提起公诉的。

在这个意义上，“吴伟青之死”或可成为一个转捩点，而能否为该话题画上一个句号，就看司法机关的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