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电影：一种商业化的人民电影

冯小刚是这个时代商业上最成功的一位中国导演。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华谊兄弟公司拥有的股份早已令他身家数亿没有同行能及，还因为他在1990年代末中国电影市场最惨淡时凭借《甲方乙方》打头的几部贺岁喜剧扮演了英勇的救世者，并在之后的十多年中一次又一次地复制票房胜利，除开唯一的例外《一九四二》。所以，如果有“中国商业电影教父”这么一顶头衔，冯小刚应该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据为己有了。

然而，冯小刚其实还远远不够“商业”，他的电影讲究“政治”，这正是他面对媒体和影评人的批评时感到烦恼的主要缘故。

2013年12月底，他的新片《私人订制》公映十天后，因为引发批评，冯小刚使用新浪微博个人帐号连发数条微博回应，其中矛头明确指向“影评人”，其中一条微博写道：“我不怕得罪你们丫的，也永远跟你们丫的势不两立。”《私人订制》是一部岁末喜剧，由冯小刚长期的合作伙伴王朔编剧，“私人订制梦想”的设置与1997年的《甲方乙方》相似，电影也被批评为“刻意的笑点和笨拙的社会评论掩盖了本该发光的一线卡司和高昂的制作成本”（《好莱坞报道》。冯小刚微博指责影评人再度将电影置于争议中，他的行为也毁誉参半。

冯小刚拍的是商业电影，但他以“人民电影”来要求自己和观众——所谓“人民电影”，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定名词，指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表面上看，冯小刚电影和毛时代的电影——不论是“十七年电影”（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的电影，多为政治宣传片）还是文革电影，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说毛时代的人民电影是政治化的人民电影，那么冯小刚的人民电影就是一种商业化的人民电影，只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民过的不再是毛时代那样的政治生活，因而我们在冯小刚的人民电影里找不到强烈的政治主题。

将冯小刚电影理解为一种商业化的人民电影，这既和其作品（主要是前期作品）中强烈的草根民粹气质有关，也和他本人大量的言论及阐述有关。稍加留意就可发现，冯小刚见诸报端最频繁的词之一是“老百姓”，这正是对“人民”的通俗化表达。冯小刚拍每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老百姓”，而他也每次必然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套循环肯定的话语模式我们绝对不会陌生。

无独有偶，前几日我在微博上批评冯小刚的近作《私人订制》，招致不少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言辞激烈的围攻，这本身不足为奇，公开批评任何一部热门电影譬如《小时代》都会出现这种结果。但有趣的是，许多围攻者拥有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热衷于使用“我们老百姓”这个全称来发表自己对那部影片的赞扬意见。很显然，“我们老百姓”有着比“我们观众”更加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它在暗示，自己是来自一个比电影观众更加广泛的群体。如果说自称“观众”还是将讨论范围约束在电影观看这一行为上的话，频繁自称“老百姓”的措辞仿佛就表明这不再是对影片好恶的争论，而是在对观众的政治身份加以标识，俨然要将批评者开除出“老百姓”的队伍。

真正的“商业电影”，所针对的目标群体一定是分众的——青年男性、少年女性、老年夫妇、一家三口……，只有“人民电影”，它的对象是无差别的“老百姓”。

在商业电影体系最发达的好莱坞，很少听到导演把“观众是上帝”之类的话当作口头禅挂在嘴边。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目标受众，做好针对性的调研和服务就够了。在他们看来，电影制作者和观众是一种平等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

但冯小刚将“观众”改造为神圣的“群众”，不仅是对原有消费关系的破坏，而且他时常绑架“群众”的虚幻身份，攻击对自己影片的批评者。冯小刚也常常流露出一种“雅俗二元论”（实际上在他的话语体系里没有真的给“雅”留下位置，只有“俗”和假装雅的“大尾巴狼”两种），他将“俗”指定为“老百姓”的政治正确，那么异见者，不仅不是“老百姓”，更是“大尾巴狼”了。

在回应影评人的批评时，冯小刚将自己的喜剧归类为“讽刺喜剧”，有一半对。

喜剧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若是按照“笑”的性质来归类，有学者提出喜剧大致有两类，一种是幽默喜剧，笑是为了表达善意的喜悦，另一种便是讽刺戏剧，笑是对丑恶的嘲弄。唐代作家柳宗元写道：“嬉笑之怒，甚于裂眦”，说的就是讽刺的力量甚于直接怒斥。

1949年后的中国电影在很长时期内几乎废除了讽刺喜剧的传统，除了吕班等个别导演在1950年代拍过寥寥几部。在苏联影响下，中国电影也提倡所谓“歌颂性喜剧”，其逻辑在于，既然新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丑恶，那么讽刺已无必要，事物只分好的和更好的，戏不再需要冲突，人们因为赞美而笑。这种荒唐的喜剧观不仅扼杀了喜剧电影，也几乎扼杀了相声、话剧、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中的讽刺创作。直到1980年代后，讽刺喜剧才有所恢复，但或许是审查所限，又或许是创作者自身观念水平导致，许多讽刺喜剧也仅停留在隔靴搔痒、心灵鸡汤的层面，当然比起之前的万马齐喑是好多了。

在这个阶段，冯小刚在“讽刺喜剧”的创作上有过不小的贡献。1997年的电影《甲方乙方》，其中两个小故事算得上是讽刺，一是对叶京饰演的大款，腰缠万贯，整天大鱼大肉，梦想却是过几天苦日子；另一个是对徐帆饰演的明星，领受万众瞩目后最大的梦想是过普通人的生活。然而故事中其他小人物的荒唐白日梦，影片顶多是善意调侃一下，不能算作讽刺，因为在那时候，冯小刚已经明确了电影的“草根立场”，不能拿平民百姓开涮。1999年的《没完没了》又讽刺了傅彪饰演的奸商，再后来2001年的《大腕》和2004年的《手机》更是冯氏讽刺喜剧的力作。

冯小刚电影讲究获得“老百姓”支持，或许跟他早年艰苦奋斗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出道于部队文工团的舞美设计，初拍电影时也经历过颇多来自资金上的困窘。同时他也不属于任何电影流派，放不进任何电影谱系，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还是世界电影史，都很难安插他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和既有的电影传统几乎没有关系。他在横空出世与艰难成长的过程中，势必品尝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苦涩和焦虑。早期冯小刚的精神养分和人脉资源几乎都来自同一拨人——由王朔、郑晓龙、赵宝刚、梁左、英达等作家和演员组成的京派文化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是19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国最时髦的都市小说、室内剧、情景喜剧乃至相声的创意之源，后来风靡南北的冯氏讽刺喜剧电影也与之关系紧密。

一晃十年后，再看今天的《私人订制》，味道却不同了。

首先，冯小刚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转变，他已不是好梦公司时期那个屡拍屡毙，走投无路的冯小刚，跨过中产，属于先富阶层，这也影响到他电影中的角色设定——在2009年和2010年两部《非诚勿扰》电影中，葛优扮演的主角已不再担心生计，出入头等舱，起居小别墅，不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

其次，冯氏电影的讽刺性开始“失焦”。比如电影《私人订制》，讽刺的到底是谁？如果说是权势阶层，影片中根本没有出现一个权势阶层的成员，所有权势者都是平民假扮的，真正的权势者看到影片中的蹩脚模仿场面恐怕也并非认为自己被讽刺了。那么是在讽刺权力与金钱本身吗？也很牵强，电影在暗示，好人当官也会被引诱（所以值得原谅），富人其实过得也不容易（所以不必羡慕），没有任何人在这部影片中被真正讽刺。

更重要的是，这十年，冯小刚正在失去原料素材和曾给予他的养分。对于这一点，一个精辟的评论来自冯小刚的好友姜文，根据冯小刚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姜文将冯的电影比喻为未加工的葡萄汁，人们也爱喝，但终归不是葡萄酒，但电影应该是酒。用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冯小刚的成功是因为他曾经占有了优质的原料和素材，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将其提纯为艺术。

冯小刚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是语言，而这要归功于他的合作伙伴，作家王朔。王朔小说的语言体系在1980年代无疑是文坛的急先锋，他笔下鲜活的北京口语让习惯沉闷共产中文的读者耳目一新。即使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初，王朔和冯小刚仍然领先时代半个身位。那时处于“前网络时代”，大众是“沉默的大多数”，精英文化自上而下滴入式地喂养“老百姓”。冯小刚成功的实质，在于他拥有得天独厚的成长机遇和环境，赶上了以文艺世家、高干和大院子弟为主力的京派文化垄断中国流行文化的窗口期，当然他的个人奋斗也无法否认，否则，立在潮头的那个或许就是张小刚、李小刚了。

但今天情况起了变化。互联网时代，尤其社交网络兴起后，以往文化产品的受众在某种程度上有机会成为流行文化的参与者与生产者。社交网络也改变了人们交流的语境——口语化，调侃化，段子化成为互联网社交常态，曾以上述特征卓尔不群的王冯氏京派清口，在如今的语境中显得平常，甚至平庸。

就连冯小刚最拿手的犬儒姿态，似乎也跟不上时代。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冯小刚喜欢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极低，你跟他说电影是艺术，他和你说电影没啥了不起，这就是个饭碗，观众也只是图一乐呵，别较真。这或许是为了便于防御，也更是一种不易被攻击的姿态。但很大程度上，互联网激发和强化了一种暴戾之气，不论姿态，“网络暴民”所向披靡。因此他呕心沥血拍完的《一九四二》，他其实颇为较真的《私人订制》，都并没有因为他的犬儒姿态而免受攻击。因而冯小刚以“老百姓”为导向的政治正确，在“老百姓”不同往日的时代，变成了一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