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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和国际影响力量的进一步提升，上述亚洲和太平洋地缘板块的变动和主要力量的战略竞逐加剧相互重叠交织作用，与中国的关联度将进一步增加，这将使得中国面临的影响更显立体化和复杂化，机遇挑战和利弊得失深度交织、快速转换、权衡难度增大。
从西亚、中亚和南亚一线的局势发展看，2013年将主要围绕埃及等政权更替国家的政治重建及其中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向、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去留、伊朗核问题的走向、沙特和约旦等逊尼派君主制国家的变革进程、美欧等北约国家从阿富汗撤军和阿富汗政局走向、美俄博弈下的乌吉塔等中亚国家走向等六类事态展开。
包括该地区国家和美欧在内的有关多方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需求都将继续增大，但各方的需求之间多有深刻分歧和矛盾。中国既面临大幅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合作的机遇，又面临成为矛盾焦点的风险，这将考验中国的外交转圜和政策选择。
2013年在世界变革调整持续深入展开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的关系重组与机制整合将进一步演进，地区热点难点可能再现胶着，美国、俄罗斯、日本、东盟、印度等主要力量的相关政策将在推进中出现策略调整，这将使整个周边环境不断呈现新情况和新特点。
2013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亮点应该是中国周边新政。中央专门就周边外交召开座谈会，七大常委全部出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动作。尽管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文件中，一直有“周边是首要”的提法，但“首要”到如此程度，可能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2013年中国周边三大趋势
2012年，在多种趋向的共同整合作用之下，包括亚洲大陆与西太平洋在内的整个板块的内在联系持续强化。2013年，这种态势仍将继续。
第一种趋向是美国继续推进以“保持存在”和“重新强化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的亚太战略，使中东(西亚)与东亚及西太平洋的联系更加紧密。2013年，美国将更加重视对东南亚地区的掌控，加大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部位的关注和投入，推进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合作力度，进一步激活与泰国的安全同盟关系，改善与缅甸、老挝等国的关系。
第二种趋向是普京执掌下的俄罗斯在继续把融入欧洲作为对外关系重要任务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亚洲和西太平洋。
俄更加重视并坚定推进其远东部分的开发。同时，俄罗斯力图发挥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桥梁和通道的作用，将继续推进建设欧亚经济同盟的步伐。此外，俄罗斯以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拉紧中亚国家，防止它们进一步靠向美国；在与越南签署自贸区协定和俄重返金兰湾的协定之后，俄越安全和经贸合作可能进一步升温；普京访印签署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涉及经贸、国防和能源等领域的10项合作协议，为俄印继续推进战略关系提供了助力。
第三种趋向是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中心位置的最重要多边机制其影响将进一步凸显。该组织在2012年北京峰会上实现扩员，阿富汗升级为观察员，土耳其被吸收成为对话伙伴国，还进一步谋划了未来10年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贸易、交通、金融等方面的合作。
2013年，随着这些规划的逐步实施和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哈萨克斯坦继续落实被称之为“世纪工程”的“欧洲西部—中国西部”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进一步探讨落实，加上此前开通运营的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全程11179公里)的第三条亚欧大陆桥铁路，该组织内部的联系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都将明显强化，中亚国家对该组织的期望更加上升。
此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地区，并提出诸多重大举措，如倡议签订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加快中国东盟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等，可以看出周边在中国外交整体中的地位确实有了重大提升。
对周边的重视，自然离不开近几年来中国周边环境逐渐吃紧的大背景。在美国战略东移的大背景下，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先后再次浮出水面，中美博弈、地区争端夹杂在一起，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中国以前的外交思路中，美国是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搞好了，其他难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目前，中国对美重视程度未减，但应对思路却有所变化。就以中美在东亚的博弈为例，中国现在显然更多地意识到，只有强根固本，发展好与周边的关系，才能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以前我们可能认为解开周边困境的钥匙在美国手里，但现在可能更多地认为要通向美国，就绕不开周边。
外交新政还不只是体现在对周边的重视程度上，有关周边外交的一些新概念也让人耳目一新。如亲、诚、惠、容，如提出与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仔细揣摩不难发现，除了言词与概念上的翻新外，中国周边外交在理念与风格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
第一，突破战术化思维，增加战略视野的指导。这些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基本上延续了邓小平时代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大政方针，主要工作多体现为实现此一方针而做出的战术化努力。当前，这一方针仍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但加入了一些面对未来的战略视野。例如，习近平提出周边外交要以实现“两个一百年”为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目标视野拓展到了2021和2049年。有了较长的时间向度，外交工作自然也就不必求一时胜负，可以超越具体事件，从事更加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我们提出的与东盟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均可属此范畴。这些项目事在当下，但利在长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向度才能看出其效果。
第二，致力于摆脱被动因应的局面，强调主动布局，谋势在先。以前的外交带有更多的刺激-反应式色彩，主要奉行的是一种危机管理，即在问题出来后及时有效地应对。在此种思路主导之下，中国外交固然颇有成效，但仍不免于疲于奔命、受制于人。而此次通过习、李的外访，中国在政策目标上的主动设定（提出命运共同体），以及在重大举措上的主动出击（2+7合作框架等），都体现出中国试图摆脱以前被动因应的困境状态，掌握外交主动权的姿态。
第三，从更多地强调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变为更多地强调以国内经济推动中国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强调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一直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此一目标迄今未变，但现在更多强调中国发展要惠及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要提供更多的经济手段与资源为周边国家服务。例如，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化与泰国的高铁合作，中国的资金、技术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表明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后，对于运用经济手段惠及、影响周边国家有了更多的自信。
第四，道义的色彩较前更加明显。道义一直是中国外交比较重视的一个维度，如平等、互利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但是，当前有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新提法，如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更多地照顾一些国家，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个“多”字，体现出中国愿意以更加克己、施惠的态度与周边国家相处，体现出一个仁义大国的风范。
以上种种，可称之为中国外交的周边新政。当然，新政策、新举措的提出还只是一个开始，其落实程度不但取决于中国的主观努力，还要取决于周边国家的态度、相关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周边有着重要利害关联的美国）的反应等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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