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技术还不是杀死传统媒体的真正力量

这是一个粗鄙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当我们回溯中国历史时，我们看到的信息传播的经典，就是通过烽火台来传播信息。在小说《基督山伯爵》里，也有描写了一个关于信息传播的非常重要的细节——邓蒂斯如何利用信息的不对等，挣到了钱，让仇人破产，实现了自己的报复计划，这说明此信息只有少数人掌握，也说明了当时的信息传播方式是非常单向的。

一直以来，技术革命推动着媒体业态的重塑，比如，告别铅与火，让黑白报变成了彩色报纸，改变了报纸的开机量以及报纸的厚度。但这种技术进步更多地是推动内部业态的变化，并未对媒体行业重塑起到根本性的变化。业态的成熟来自于技术进步。

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在年底写一篇有关中国媒体评点的文章，大概在两年前，我就在一篇盘点文章里认为：信息垄断是专制主义的基石。过去，媒体往往代表启蒙者来说话，但今天已完全不能，互联网的技术让普通人拥有了像上帝一般的力量，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上帝，当然这一定也有先知先觉者。但如此一来，整个媒体业的新的分化开始了。新的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革命是颠覆性的，这跟我们过去讲推动内部业态变化的技术完全不一样。过去，在盛行激光照排技术时，飞利浦还在做电子纸张，但好像失败了，不能量产，但乔布斯的移动终端最终带来了颠覆性革命，小小的手机和IPAD彻底改变了这一生态。

在颠覆性的变革中，传统媒体黄金时代已经过去。2005年，时任京华时报社长的吴海民写过“传媒的冬天已经到来。”那时，还没人理解这个冬天到来的意思，没人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我们还看不到技术带来的杀伤力。

其实早在2004年，IDG创始人麦戈文就讲过大致的意思，说IT媒体将首先完蛋。在中国，IT媒体曾经是无比辉煌的。不久前，我与秦朔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2012年，这是传统纸质媒体的高点，从此以后走下坡路，2013年则是电视媒体的转折点。”我也认同这样的判断，虽然它的经营额度不是最高点，但是事实上传统媒体的辉煌从此以后将成为回忆，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难道就完全放弃了？不会，即使人将死，我们还要努力奋斗，媒体也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自己运行的逻辑规则。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替代者在野蛮生长，我们在座各位不仅是传统媒体的编辑、管理者，也更可能是一个自媒体人。比如说我朱学东，是最迂腐的传统媒体人，但是我也是一个新媒体的实践者，我今年唯一遗憾的就是，当时申音找我开公众微信帐号时，我说我忙不过来，拒绝了。到今年，我在新浪微博发了将近3万条微博，粉丝量还可以，在腾讯微博发了几千条微博，而我也是很晚才学会怎么在朋友圈发消息。我还是早年博客的写作者，直到今天还坚持着，在许多人放弃的时候，我博客的点击量却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我是传统媒体人，我估计在座各位没有人比我更传统，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新媒体的弄潮儿，不是因商业目的才来“弄潮”，但是在弄潮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弄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与过去传统媒体不太一样的是，今天，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下，与过去传统媒体传播的封闭、自恋、单向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平台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但我目前做的《中国周刊》，虽然也有所谓新媒体，但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封闭、保守的、单向的传输平台。

现在传统媒体人越来越多地奔向新的技术主导型媒体机构，我们都在向新的媒体平台、向新的技术移民。当然，在移民的过程中，很多人唱着挽歌走的，这也显示出他们的高明，虽然我明知道要死，但是我有时候多少会有点不忿。

今天，我根据个人实践中的经验和判断，想谈一谈技术变革会带来哪些变化？

一，我们都是媒体

首先，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和垄断性正在被打破。过去，我们媒体人工作很牛，很有职业尊严，我们把自己当作启蒙者。这些年，中国很多新闻学院的教育里起码有一点是成功的，但这个成功是不专业的，即让年轻人永远怀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梦想，这是他们投入这个行业的动力。但是并不专业。当然，在当下的环境里，如果完全专业的话，那可能中国社会会更糟糕。说法不一定对，但实际上这是毫无选择的过程，所有人进入媒体机构以后，就成为内容的把关者，是守门人，我们要为公众接受什么样的信息进行选择，我们才是选择者。

但是，新的传播技术打破了“选择困境”，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和垄断性被打破了，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写文章。我每个月大概写5万字左右，大概有将近2万字的流水账日记，我是在记录自己的想法，另外大概有3万字是写得比较认真的文章。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还是微信，我们都是内容的生产者，我们不仅给自己、给同行提供内容，还给新媒体提供内容。

我们这些人，传统媒体里边经过相对好的职业训练出来的人，在新的技术媒体时代，我们会有自己的春天，只要我们能够做出好的内容来，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媒体。

刚才杨鹏兄所提到的，到4G时代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还没到来，但是我相信，3G时代已经给我们带来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了，4G时代的变革会更加强烈。我个人可以经营我的博客或者经营我的媒体平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和垄断性被打破，传统传播渠道的垄断也被打破。我再举一个小小例子，比如，我现在写文章，每个月写3万字都有发表的可能性，我写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想分享，其中一些我是等发表后我再放上博客分享，大多数文章我是写完以后就想分享。所以，我们现在都成了媒体，我们都在打破过去的传播垄断。过去我想给某报的副刊写一篇文章，便投稿给它，现在我根本不想，我只想发在我博客里，跟大家来分享，获得即时分享的快乐。

在这种冲击和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传统媒体的效率低下渐现。效率低到什么程度，过去我们从没意识到，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好的利润水平，在一个政治垄断的背景下，在严格的媒体准入制度下，在有限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我们曾有过的很好的生活，都把我们养成了懒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传统媒体人实际上都是懒汉，我朱学东也是。举个例子，我们在传统媒体机构拿8000块钱跟互联网媒体行业拿8000块钱，人家才是真正的民工，传统媒体人哪算什么新闻民工？你是士大夫，你是知识分子，你很清高，可是，现在是一个市场竞争极其残酷的时代，你的低效，人家的高效，最后人家一定会把你干趴了。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劣币驱动良币的过程，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所以传统媒体的成本会越来越大，其实刚才杨鹏兄也讲到了，死的一定是集团。

我个人判断，三线城市的媒体和报纸也许还有一些生存空间和机会，但是这个空间和机会非常小，如果再扩版的话那就是找死。成本问题会是今后传统媒体都要面临的挑战。但是相当一部分一定会瓦解，一定会死掉，它本来应该死掉，为什么不死，我下面也会跟大家分享到。

二，技术会杀死传统媒体吗？

刚才我讲到的技术对于我们传统媒体的影响，它会杀死我们传统媒体吗？

首先，我们现在中国式的媒体格局不是依托市场形成的，它是计划经济的模式，是政治的模式，非市场、分散、低效、高耗。比如，一个报社里有很多总编、副总编，但像《中国周刊》有总编、副总编，但是我们其实就是编辑，一个名头而已。高耗是因为我们整体性在消耗，我们有太多的同质媒体，一个城市的都市报全部是同质的，没有特别的特点，你稍微有点优势很快就会有人来模仿，很快就有人抄袭。我记得在2003年，那时候喻华峰还在《南方都市报》时，有一次我作为传媒杂志的记者采访范以锦社长，采访完了我们吃饭聊天，当时喻华峰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黎元江没有进去，他一定使劲砸钱，把《信息时报》砸出来，让《南方都市报》不会有今天的日子。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到今天为止，传统媒体市场里边，我们不能靠市场来打垮竞争者，相反我们的竞争者利用这种政治格局的保护，在充分地消耗着市场有限的资源。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遇到竞争的时候，通过资本，通过市场，通过其它方式可以把对手打垮，在中国则没有人被打垮，在政治保护之下。就像我们看到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合并，两个巨头的合并，一人补5000万，听说他们的实际费用需要每年8000万，甚至我听说某经济新闻报纸也需要某地市委宣传部一年补500万，我对此特别惊讶和震撼。在这样的市场里，怎么能确立起真正的市场优势？其实就是把所有人都搞死，而不是让强者获胜。这是跟我们政治格局紧密相关的，因为媒体背后过去都是机构与单位，都是党的媒体，党的人，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就是去敲竹杆，也能分散有限的广告资源。

这是一个完全的劣币驱动良币的过程，因为我们没有法律，即使有法律，也是选择性执法。所以我们讲在市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之下，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死亡之路，但是杀死我们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市场。但是这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它活不下去了，很多市场资源向新的媒体领域投放，传统媒体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但是基于政治保护的原则，它还可以继续活下去，我们看到太多媒体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忠诚优先原则一定会被市场效率优先原则取代，这一过程我们付出的代价会非常昂贵，最后可能所有人都被搞死了，这个涅槃还没有形成。

三，大众媒体未来会不会走到一城一报？

其实我在今天PPT里边所提到的判断都应该打一个问号，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思考。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大众媒体未来会不会走到一城一报？

我相信会，但是也许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我们却都死掉了，因为我们的体制决定了我们自己没有选择。

当遇到技术变化、市场变化时，美国媒体可以选择融资，可以选择卖掉，可以选择死掉，可以死了多少回都没有关系，就像生活杂志。该卖就卖，像商业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可以卖。

当然我们也可以卖，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卖，但是我们过去扩一个版还要有关部门批准，我们现在想写一个选题都还要人家选择，我们的决定权在什么地方？如果正常的市场我们也会走到一城一报，当然我们这一过程会出现很多选择，这个选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

第二，专业细分市场杂志的转身。像专业性杂志更容易建立起垂直的体系来，更容易获得盈利，更容易向新媒体转型，这在实践上有很多经验。但像我们这样的综合性杂志转身很难。

第三，向奢侈品方向转型，像我们的杂志仅仅形式上像奢侈品是没有用的，首先要有内容，也要有形式。

四，2013年是一个大关

2013年，这是一个大关，我在2012年就看到这个变化，我曾经写过文章讲这个事情，过大关，今年年底大家都要过大关。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最乱的时候，我们很多传统媒体人，首先是心理防线被摧毁，市场变化确实在发生，但是这个市场变化不仅是我们媒体行业变化，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发生变化。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中国经济的底在哪。但我们看到了太多问题，这些问题一定会在传统媒体里面显现。其它行业也会有死掉的机构，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有死的，就意味着整个行业一定要死了呢？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一定要灭亡了呢？

这两年，将是传媒业最动荡的时候，动荡以后我们会有选择，一部分媒体会活下去，尤其是真正强势的媒体品牌会活下去，毕竟这个时代依然需要传统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暂时还没有被技术彻底瓦解。比如《中国周刊》发表的好文章会在互联网上获得非常高的点击率，有人认为技术平台需要短文章，但我们发表的都是长文章。

传统媒体已经走上调整之路。但调整首先体现在心理上，打了败仗，阵脚一乱，大家都惊慌失措逃跑，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心理，哪怕他是最聪明的将军、最有勇气的将军，他也会慌乱。但是稳住阵脚以后我们会看到可能未必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坏，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大转型的时代我选择做一只鸵鸟”，鸵鸟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外面的喧嚣，你要死也好，要活也好，一听他的话一定死，不听他的话反而活下去。

其次，重新认识，内容为王，这个时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为王”？

我们要提供独特体验的文章，回到人本，回到人性的描述上。

有人问《中国周刊》还有人看吗？我说，我所做的都是反映个体命运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容易产生共鸣，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学校，一个企业，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如何转折，转折过程中如何抗争，而不再去挖掘真相逻辑，因为我们基本上知道了。但我们媒体的专业性还没有完全被取代就像《中国周刊》任何一个封面报道，没有组织的支持是无法完成的。其他部分内容要回到工业化、标准化、产品化的生产上，就是要压低成本。

我的理解就是技术，最终是普惠的，要利用技术而非投靠，投靠意味着比短，我们不可能跟技术员比技术，我们擅长的就是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关怀，我们要用关怀来产生读者共鸣，这也是互联网的用户体验，用在我们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理解。《中国周刊》做4年月刊，尤其这两年在互联网上影响力很大，就是通过它的传播，通过技术让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杂志在传统渠道和品牌传播上哪怕投入几百万、几千万，都可能是打水漂，没有互联网就是打水漂。传统杂志的真正的互联网市场，反而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但是它一定很小众，一定需要寻找共同价值观的人，这也是未来同仁办报、同仁办刊的很重要的方面。

五，学会野生而非圈养

我们从组织到个人都要学会野生而非圈养，要学会在残酷的环境里面生存，残酷环境里面生存并不一定生存不好。此时，无论我们在传统媒体里面，还是在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上，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一定得到相同价值观的人相互吸引、相互团结。这种同仁报办不是四十年代的同仁报办，它是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寻找到我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而且不再是大规模的组织，大规模的成本。因为技术对组织架构的冲击瓦解非常大，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新闻民工背后，我们传统媒体一个死亡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文人办刊的骄傲、清高。换一种说法，就是低效。

到今天为止，技术还不是杀死我们传统媒体的真正力量，它给我们带上的不只是翅膀，不只是共同体组织，它还可以把大组织瓦解成一个小的组织，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更是这样。未来个性化传播渠道，一定是个人魅力型，一定是专业型，其实口碑型和个人魅力型是相互重叠的，我个人在博客里面的传播，更多的还是个人魅力型，别人说朱学东这个人比较坚持，比较顽固，写流水账写几年就如一日的写下去，我说不仅写流水账，我连抄诗都要几年如一的一直抄下去。

所以专业与大众的结合，利用的专业的表达方式和视角，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大众平台，才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我每一个PPT配图都是我们的封面报道，选的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所有的思考都来自于我自己的体会和理解，比较迂腐，比较传统。因为我是科盲，我不知道技术变化最终会带来什么，但是我自己认为，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挖掘人性内部的东西，反映人本力量的东西一定会有未来，这个内容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无论媒体形态如何变化，是纸质的还是纸质与电子媒介集合的，好的内容就是回到人本，这也是我们像做公益一样，回到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