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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流行，经济学中的盖茨比曲线（TheGreatGatsbyCurve）也引发重视。
菲茨杰拉德曾说富人与你我不同，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屌丝逆袭能否成真？盖茨比曲线源自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Corak），其研究揭示收入的不平等往往会延续到下一代，而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不平等遗传可能就越大：你的父母是穷人，你也有很大概率是穷人。
美国目前位于这条曲线的中间位置，而中国则位于曲线的右边更高位置，比美国差，仅好于拉美。
盖茨比曲线或者弗里兰（《巨富》作者）等人的著作流行，都揭示了大众对于收入分配的焦虑、不满。资本主义真的可能成为为少部分富人谋利的裙带资本主义么？我认为不太可能。
首先，新的技术潮流或许有点类似工业革命，势头一往无前而过程不无残酷，大时代下的进步总有一部分人的悲哀与失落，过去的纺织工人，今天的传统行业（包括媒体）甚至中产阶级，但是最终来看技术进步造福了大多数人，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其次，富人的权力是否在上升？根据英国央行最新数据，量化宽松40%的效益流向了5%的人群，这或许符合弗里兰控诉的现状，但对于最富裕的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经济实力也许相对上升，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政治能力以及影响力的同步提升。
历史上最富裕的人，其财产往往包括数不胜数的奴隶，所以他们往往也可以操纵他人生死，他们的经济权力也往往同政治特权紧密相连；而今天，即使最富裕的人，其在法治框架之下能够享受的特权却面临相对削减，其相对经济实力也未必如同想象中那么大。
比如盖茨，其个人资产在2005年不到500亿美元，当年美国GDP超过了13万亿美元，盖茨占美国GDP的比重也没有超过镀金时代的洛克菲勒：按照今日购买力计算，洛克菲勒资产大概超过300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比例大约为1/65，今天的盖茨远没有达到这一比例。
对于盖茨及更年轻的这一辈科技新贵，他们年纪轻轻就积累大笔财富，是个人努力、时代背景加上运气机缘的结合，财富对他们的意义也许就是数字或鼠标而已。要点在于，他们由此获得的超出旁人的权势应受到约束，以保证其不会被滥用来侵占别人的机会。
更进一步，结果的不平等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不公。1%人群收入的增加，到底源自权力寻租还是财富创造？惩罚1%人群，其收益是否又能完全进入最底层的腰包？惩罚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否足够弥补由此带给穷人的好处？
过去财富的累积依赖暴力，如今的财富形成则更多依赖市场，以前的富翁极力保持财富，如今的富人则推崇慈善，甚至巴菲特这样的顶级富人，还多次主张对富人群体多征税。财富的分配，类似小熊分饼，区别在于是在固定大小的一块饼内分配，还是在于各自做大饼的基础上分配？显然是后者。如果依赖后者的做法，那么就必须发挥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富人纳税额较高，因他们通过把饼干做大而为社会做出贡献。比如哈佛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就据此为1%辩护：“高收入阶层，尤其是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增速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些高收入者做出了杰出的经济贡献，当然也收获了很大份额的果实。”
曼昆引用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侧重技能的技术变革趋势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力量造成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不平等程度恶化”。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是收入不均的原因，那么很可能扶持政策比起收入调整更有效率。
也正因此，一个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公共政策不仅在于关注收入不平等，而是应该首先区分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其次再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再分配政策。
自由和公正总是永恒的话题。中国人该如何拥抱公正？更何况中国富人财富积累过程有着种种原罪。对不公正的敏感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情感之一，其能启动的能量积聚起来不可小觑。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常常引用的狄更斯名言：“在儿童艰难度日的小小世界中，再没有比不公正更容易让人感受至深的了。”
如何缓解这种因为收入不均而引发的不公感与剥削感？这显然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水平虽极大提升，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博弈与抗争得来不易，不仅需要理念的试错改善，亦需要不同阶层的协同行动。
盖茨和巴菲特等富人热心捐助基金会“裸捐”，不仅对财富不公起到一个调节作用，而且美国各式各样民间基金会的繁荣与实力是其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之一。对于刚刚“土豪起来”的中国，倒是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句老话，财富创造的过程往往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反过来看，人们对于财富分配的态度也可能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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