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被遗忘的沙龙和邵逸夫的巫术

以前读诗的时候，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发现一些有名的诗人或者文人最后怎么都选择了自杀。于是我在想：难道文人墨客的最高境界就是死吗？而这些死好像赋予了他们的作品更加伟大的力量被后人传诵。看多了那些因为死而又“活”了一把的消息和人，我就想：他们活着的时候为什么被人们遗忘了？而当死了以后又“活”了被记起，作品更是被全民瞻仰。离我们最近的事件，应该算是迈克尔·杰克逊吧！我不记得他多会去世的了，但好像他死后比活着时更能创造财富。

闻捷，大陆五、六○年代重要的红色诗人，文革期间死于煤气自杀。朱湘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一生致力于探索新诗创作，才华横溢，当年被鲁迅称作“中国的济慈”。1929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安筒大学。朱湘为人外冷内热，性情孤傲、倔强，难以合群。离开安徽大学以后，四处求职没有结果，一直过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1933年12月5日，心灰意冷的朱湘乘轮船至离南京不远的采石矾纵身跳入江中。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与诗学家之一。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身死。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一九三八―一九九六）及其侄女戴慧，被发现陈尸上海寓所。这桩谋杀案震惊文坛，并迅即引起全国关注，因为自八○年代初期以来，戴厚英一直是共和国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戴的小说如《人啊，人！》（一九八一）、《诗人之死》（一九八二）等，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探究一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曾风靡一时。藉此，她跻身「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列。33岁的女诗人蝌蚪（原名陈洋，丈夫诗人江河）1987年3月，用手术刀割断自己大腿上的静脉，在床上安祥而死。1990年10月，浙江淳安诗人方向服毒自杀，死后葬于千岛湖畔。19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圆附近万泉河自沉而死。1996年12月12日，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顾城（一九五六―一九九三），新时期才华卓绝的诗人和小说家。他想把谢烨和英儿两个女人都留在他身边，过童话式的理想生活。英儿的离开伤害了他，妻子谢烨也想出去过平常人的生活，顾城绝望了，举起斧头砍死妻子后上吊自杀。施明正（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台湾诗人、画家、金石家、小说家，八○年代末因抗议国民党政府司法不公，绝食而死。诗人王长安生前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他在寓所因病自缢。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随身携带4本书《旧约全书》、《瓦尔登湖》（梭罗）、《孤筏重洋》（海涯达尔）、《康拉德小说选》2001年，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选入高中课本；2003年，《大学语文》教材选入海子的《麦地》一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海子的诗》印刷8版，共发行80000册。还有好多好多的画家，国内的、国外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和墙内开花墙外香一样的有意思。如果强作解释，我认为有如下方面的原因：

1.“盖棺定论”，一个人不死，很少有能够有被公开夸奖的机会。即使是中国政协委员，也是死后才在人民日报版大概50平方厘米的方格里夸夸（当然职位越高，方格越大。大到一两个版面后再来个连载也可能）。犹如“晚节”一词，如果不是已经死了，即使夸奖也只是浮于表面的多,至于死后，就可以毫无顾忌、脸红不害羞的夸奖了。

2.“蚂蚁和促织的关系”，这点就像钱钟书《读伊索寓言》说的：“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纪念文字的亲戚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将死者台到生者面前。开始一批的回忆或许还有感情的依附，后来的回忆就是依附于名望的挑梁小丑的表演，一个名人就此诞生。

3.“作品的升值空间”，如果一个书法家、画家不死，即使他的现在最好的作品也不见得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而且即使想要作品的人也感觉人还在总有机会。死亡后作品会有一个升值的空间，因为他的作品在他死的那一霎那定格了，就这么多了。

4.“时代的前沿”，好的作家一般是走在时代的前沿，生时的作品很难被同时代人接受的也很多，死了，人们反而可以比较心平气和的看待他的作品（死者为大），发现他的好。

有些人死了他又活了

有个很老很老的电影叫《大撒把》，冯小刚编剧，葛优和徐帆分饰男女主，二人在机场，各自送自己的配偶出国——正值1990年代初的出国热——然后就相识了，在寂寞中慢慢发展感情，留下了一些经典的冯氏台词。我还记得在临近尾声的时候，葛优带徐帆去看他的姐姐，一个植物人。

这桥段虽然挺俗套，但却给了我点启发。一个人的躯体无法运转，就是他已经不再存在的证据，而植物人，与埃及木乃伊是两回事，也不同于那些已被医生下了死刑判决的绝症患者——他/她是由生入死过程中发生的一次意外，犹如过马路时卡在了隔离栏里；我们既不能祝愿他/她升入天堂，也无法帮助他/她早日康复。我们只能像维护一台搁置不用的老家电一样，雇个人，或者自己去时时擦拭。

沙龙一直没死，但被遗忘了，从本质上说，邵逸夫也是，他们都不再能对生者的社会施加任何影响。寿多则辱，邵多活一天，娱记和专栏作家们就会多上一分力气扒他的遗骸与粪堆。故而，有意无意的，邵在活着的时候便动用了名字的力量：他命名了那么多建筑，将他的生命力一点一滴地转移了过去，当这些东西纷纷落成，他的血肉之躯也就成了一个挂在风中的蝉蜕。这让我想到古代君王盛年就要择选陵寝，想到福楼拜的父亲，一看儿子健康不佳，就着手给他张罗墓地——不管用什么方法，以什么形式，是主动还是被动，“向死而生”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这其实是种巫术。灵媒的机制曾经如此发达，如果巫术没有被宗教与科学越逐越远，只能亡命于雨林和孤岛，人们将不需要担心死的体面与否，不需要担心是否有足够的敬意献给亡魂死躯。邵逸夫，我觉得还是担心这些的，于是，他选择留下许多硬质的、不花一点时间难以磨灭的名字，早早从具体的存在里脱身，远离是非。

这是他应付“寿多则辱”的办法。而在那一边，沙龙的“寿”，因为他的植物人生涯，则干脆从悲剧渐渐变成了喜剧。“问沙龙去！”“我们造访了退休的前总理沙龙先生”，是以色列人近几年流行的玩笑话——用惦记的方式表示一种遗忘的态度。此外，我还知道一件真事。

2012年5月中旬，美国共和党国会代表乔·皮茨写了封信给一名议员，信中说：“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正在打响，当前，对阿里埃尔·沙龙总理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来说，镇压那些行暴力无度的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让业已破产的和平进程重新启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收信的这位议员名叫罗德威尔特，他们全家都很关切中东问题。罗德威尔特刚刚写信给白宫，表达他对白宫新通过的268号决议的愤怒，因为这份议案支持解决以巴冲突并谴责巴勒斯坦人，收到皮茨的信后他冷静了下来。他开始意识到，国会里拎不清的人比他估计的要多。

几天之后，乔·皮茨先生收到了一份“公开复函”——由沙龙&阿拉法特联合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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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皮茨议员阁下：

从耶路撒冷/圣城向您致意。

昨天，我们注意到在一封写给一位议员的信中，您提到了我们的不作为是阿以和平进程失败的原因……

首先，请允许我们声明，听闻您对和平进程产生的新的兴趣，我们倍感振奋。请放心，我，阿里埃尔·沙龙，虽然处于植物人状态，却仍旧和阿拉法特主席——他目前定居在一口棺材里——联系密切。我们已就实质性问题达成了诸多令人瞩目的进展，但我们很难握手，因为我昏迷不醒而他已经死了。

请向您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及副总统耶稣先生转达我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

鉴于美国政治家已对中东问题进展及最新情况了如指掌，合众国能在我们地区的和平进程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不足为奇的。期待在您入主椭圆办公厅之后不久，我们双方就能签下一纸和平协议。

此致

阿里埃尔·沙龙总理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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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乌龙毕竟难得发生，所以，以色列的众多专栏作家、媒体人、博主，都抓住机会狠狠地狂欢了一把。

相比仪式的安慰性，我宁可相信巫术的力量。不求长生不死，也不是死而复生，到处可见的“逸夫楼”是一种以名字替代实体的术法。洛克菲勒，古根海姆，罗斯柴尔德，资本家的名门望族或多或少都懂得这套，而邵逸夫，也许因为是中国人，因为那个名字，因为字体，竟让人觉得有些仙风道骨味了。这个城市里，还有许多题铭，许多真迹，很多还有落款，但它们都不像“逸夫”系建筑那样具有一种潜滋暗长的权威。它们是为一个人铺设的灵床，它们像在呵斥路经的人：“假以时日，你们也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