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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3年，可谓公务员的“禁令之年”。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等中央部门至少出台了14项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其中出台“管住官员的嘴”的规定为最多，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到扫“四风”、到公务接待禁供鱼翅名酒等等，真可谓“层层加码”。有报道说，禁令频频之下，一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而相应的公务消费行业和市场也受到冲击、遭遇寒冬。
公款吃喝为人们诟病久矣，但其历史之久远，有数千年，其撼动起来亦难。
追宗溯源，西周的时公款吃喝已成制度，繁复而奢侈。《周礼》中对公款宴会的配肴上菜、秩序排列、器皿使用，以及席间歌舞助兴等作了详细规定。譬如《周礼·天官》中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
西周元典《诗经》里也关于公款吃喝的讲究，与《周礼》互为呼应。专门写“官员”（贵族）们生活的“雅”和“颂”里有很多公款吃喝的记载，比起描述庶人生活的“风”来，让人艳羡。譬如《诗经·宾之初筵》，对宫廷宴会作了全景式的描写，菜肴、酒器丰富，饮酒有礼数，酒要过三巡，自己饮酒、敬酒都有讲究，期间还有歌舞助兴。从那些“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的词句中，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肉味和胭脂味，看得出“官员”们在公款消费时，舞者轻歌曼舞，饮者进酒徐徐，场面奢华，好不快活。
孔子推崇周礼，极力维护周礼的权力本位特色。在公款吃喝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严格等级，不可乱礼：“大夫之乐”是“四佾”加上四菜一汤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诸侯之乐”是“六佾”加上六菜一汤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天子之乐”则应该是“八佾”加上八菜两汤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有了周公、圣人制礼，后世则依葫芦画瓢。《宋史》记载，朝廷设有法定的公款吃喝日，即“旬设”制度，每半个月公费宴犒一次。且公款吃喝经费有专用名称，叫公使钱，是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的招待费，用于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职制令》还规定：“国信使传宣使命，准许赴公筵；因点检或议公事也许赴酒食；各发运司监司遇圣节许赴公筵；巡历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费并依例听受。”国家对官僚的公款吃喝福利安排得无微不至。
绝多数官员对这种无微不至的福利心安理得、享之不厌，但也有个别官员不胜其吃，不胜其扰。不是有报道说么，某县副县长接待客人一天陪泡8次温泉，自称人都快虚脱。澡要泡8次，一天的吃喝恐怕也不会少于8次，常年如此，确实让人受不了。
大文豪苏东坡就是这种曾经受不了的人，他曾任杭州通判，简直就像“三陪”，从中央、地方来杭州出差的官员如过江之鲫，都得他来陪吃陪喝陪玩。苏东坡是一个虽喜欢闹，但也好清静的人，做了这么一个“三陪”官，迎来送往，疲于应付，加之不胜酒力，很是不爽，他说杭州通判这个官简直就是“酒食地狱”（朱彧《萍洲可谈》）。为减轻痛苦，苏东坡想了个法子，每遇公款吃喝之时，他就招“三陪小姐”来陪客，“女伎丝竹之声终日不辍”，他则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苏东坡的痛苦想来不是夸张的，这可以从宋人王懋《野客丛书》的记载中找到佐证：“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苏东坡调到扬州任官，情况也是一样，“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苏轼《申明扬州公使钱》）。现在一个副县长一天赶8个场子，这场景与宋代“送故迎新，交错道路”的繁忙景象有得一拼。
两宋确实是公款吃喝相当严重的朝代，宋代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讲到四川某官员上任仅半年，公款招待费就花掉45万缗。有论者为之算了一笔账，说一缗等于一千钱，45万缗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住屋135000间左右，即使一个农民住3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孙雅彬《公款招待的气派》，载2011年1月17日《北京青年报》）。
对此，宋孝宗大发雷霆，但吃喝之风刹不住车。据《文献通考》记载：南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常用公款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一次公款吃喝就花掉“千余缗”，这是什么概念？按照上面的算法，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300间，一个农民住3间，可以解决100个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太守一顿饭吃掉100个农民的房子，公款吃喝之奢靡可见一斑。无怪乎有人发出“公款吃掉大宋王朝”的感概。
此外，古代有一套完整的驿政，驿站是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也提供公款吃喝。而且，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取悦途经本地的上级官员，把驿站当“形象工程”来建，搞得宽敞华丽像星级宾馆，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讲的就是他入住地方驿站的见闻：“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这么一个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的地方，谁住进去，还想出来呢。
不过，这种星级待遇不是随便一个官员可以享受的，必须到一定等级才行，否则就得“自须村店安置”了；即便住进去，官员的身份品级不同，食宿标准也不同，以至于“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唐代张鷟《朝野佥载》）。
即便这样，每朝每代，这些类似“政府接待办”的驿馆建设和营运费用，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明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朝廷所征的赋税，有九分之五入均徭、驿传。而入驿站的很大一部分，被官员那一张张生猛的嘴巴吃掉了。
为了江山不被官员吃掉，历代统治者都想着法子管好官员那些嘴。譬如汉景帝时有令，官员到任、离职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
宋代公款吃喝很厉害，朝廷也不是不知道，而且“限制、打击公款吃喝的条例和规章制度最详细、最具体，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吃请。”（倪方六《中国古代是如何惩治公款吃喝的》载2013年2月17日《北京晚报》）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里，专门列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官员外出办差事，不许地方吃请，也不准超标准消费，一经发现，便着处分，甚至法办。
此外，在公款吃喝时找“三陪小姐”也是不允许的，南宋时崇安知县因“日日宴饮，必至达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名公书判清明集》），其结果是遭奏劾，被降级处理，由县委书记降为副县长（县主簿）。但由苏东坡安排“三陪小姐”陪客而没有被处罚，可以看出，很多规定都成了文字游戏。
遏制公款吃喝的制度严密如宋代，仍然不能刹住官员的吃喝之风，以至于国家都被吃垮了。以史为鉴，要想官员不吃掉国家，就只能让官员“为官不易”，要让官员“为官不易”，则需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倘若不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只靠“三令五申”，“层层发文”，本人对根治公款吃喝实不敢报以乐观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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