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实名制监管草案能否执行 成为权利者和监管者的博弈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关於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议案，而代表中央权力机构的几大媒体，连续多日发布评论抨击所谓“网络乱象”，要求网络不能做“法外之地”，各界开始揣测是否会立法强制要求用户后台实名发言，并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官方对网络实名制的解释依然是诸如保护隐私泄漏、防止商业欺诈、制止网络谣言等，但这与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偏差过大。公众所注重的，是在这个独立媒体极其匮乏的国度里，网络作为大众对权力的重要监督平台，是否会受到压制。政府既然要求公民放弃自己匿名发言的公民权利，用立法方式确定和拓展公权力的边界，自然应当解释其正当性。然而，官方这些脱离公众焦点的说法，很难得到后者的理解与支持。

    而民间亦有不少误解，不少评论认为，该法案的出台，与近期接连通过网络舆论扳倒雷政富等低层官员有关，“网络反腐”引发“过度监管”。这套说法，实乃高估网民作用所致。虽然网上时常爆出一些令监管部门不快的消息或事件，但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且并无恶性增长趋势，并不足以诱发应激反应。

    网络实名制，并非灵机一动，而是监管部门的长期既定路线。在这10多年里，几乎每年都会提出类似实名监管的严控要求，虽然无法律规定，但也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法规，下发了诸多文件，包括对大型门户言论越界的扣分处罚，网络聊天信息备案和关键词监控，禁止法院受理网络言论、帐号被删相关案件，关闭一些拒绝合作的站点等。对给监管造成麻烦的发言者，会采用喝茶、警告、甚至劳教等措施。这些措施的震慑力，并不比立法实名注册更小。虽说立法似乎层次更高，但在中国，法律是否执行、执行到什麼程度，依然看监管部门和利益受损者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