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生副所长魏后凯认为人口的集聚呈现两极化:大城市患了“膨胀病”,有吸纳能力,无承载能力;小城镇则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吸纳能力。他认为,上述现象的形成是由城镇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导致的资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度集中,向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市高度集中。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李津逵说,行政级别越低越没有财政自主权。以顺德为例,每年工商业收入是60多个亿,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仅6个多亿。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下属的一个社区有13万人,只有5个篮球场,这13万人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来我们会需要多少钱来建篮球场?但这些钱在哪儿呢?都在深圳市。他们用来做什么呢?花2000亿办大运会。”
他认为,这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导致花在民生上的钱非常少。“公共服务这块不是市场调节的,我们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发现把这个部分改进了呢?”
马晓河相信这并非良心发现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在于城市并未围绕吸引人口来建设。“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城市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城市是为了什么建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漂亮,政绩,脸蛋。越有钱的城市建设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务越好,这就导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务压力就越大,最终财力承担不了,只能用行政方法限制,于是限购等政策就出台了。”他认为,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城市是为谁建的?需要考虑大城市与小城市各自应当怎么建,这种循环怎么才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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