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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在网络上疯传，文中所述“我家乡所在的村庄，现在已经被整体迁移了，乡愁无处安放”更引发许多人的思考：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之路到底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模式，速度与品质哪个更重要？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已经完成城镇化的国家，城镇化都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急也急不来。讲城镇化的耐心，我的理解，就是要尊重它的规律，千万别再干拔苗助长的事。因为城镇化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简单地讲，一块地上盖了房子，修了路，再把它拆了，很难恢复成耕地。”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在接受房地产新闻采访时说道。
新城镇切勿“瘸腿”
城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归结到人居价值、人文价值上。城镇化的推进，除了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外，更应该让大家得到温馨和谐、守望相助的精神收获。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地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却出现“瘸腿”现象：房子建得很漂亮，但只有上水没有下水；房子越盖越多，但在自留地上乱占乱建现象也愈发突出；新城镇的功能定位模糊，乡村一味模仿城市的发展。
“其实，城市与乡村要承载不同的功能，提供不同的生活空间。”梅兴保认为，在个人生活的便利性上，城市与乡村应该在建筑标准上尽量保持一致。这是在硬件上的基本要求。建筑体量应有不同，但标准应该一致。而在居住空间的功能划分上，城市与乡村应该各有特点。城市就应该是商贸、经济、物流中心，乡村就应该有青山掩映，有小桥流水，有鸟语花香。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虽然超过了50%，但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的发展速度要快过农村，公共服务均等仍然任重道远。”梅兴保说，很多乡村，独家独户都很漂亮，但公共卫生、垃圾处理都存在很大问题，水、电等基础设施也是隐患不断。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同样建议：“城镇化建设一定要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建设一个生态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让更多农民在家乡就能找到自己的事业，这是农村发展最为稳固长久的基础，政府应大幅度增加对农村中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
人口城镇化需要服务业加快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认为，人们对新型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因此，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首先，要从生产主导转向生活(消费)主导，促进生活(消费)型城镇的兴起已成为客观趋势。其次，要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工业吸纳的就业呈减少趋势，而服务业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这就要求服务业成为大部分城镇的主导产业。最后，要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以人口城镇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承担着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
用“智慧”强化环境治理
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荫环看来，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而智慧城市建设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的最佳结合。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百万人口的智慧城市建设，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三倍。
“建立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遥感遥测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智慧城市，不仅可以带来研发、生产、管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生产生活要素有机组合，使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向乡镇延伸和覆盖，让城市管理更加科学，产业结构更加高效，城乡发展更加均衡。与此同时，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国内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也是一个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孙荫环在今日房产新闻中表示。
民革中央则在给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提案中强调，在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指导下，各种“城市病”困扰着城镇的健康发展，国土部门、林业部门、城建部门、环保部门条块分割，各管一摊。出了问题，缺乏责任追溯机制，找不到主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重视环境治理。既要翻原来的历史‘旧账’，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拿出解决方案；又要建立‘新规’，防止城镇化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为此，民革中央开出的“药方”包括四点建议：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的生态黑名单制度。在城镇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污染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企业，进行严惩。
二是建立城镇化项目环保责任无时限追溯机制。对城镇化过程中引进的项目，谁引进的谁负责，凡是严重违法违规、环保影响大的，进行无时限责任追溯。
三是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城乡环境治理综合能力提升。重点支持小城市、小城镇的环境治理，建构城镇化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约束性指标，增加城乡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财政预算，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城市周边等生态薄弱、污染严重区域，优先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
四是设立国家级城镇化生态奖。奖励将生态、人文、科技、信息化等有机结合、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生态型城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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