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互联网潮流银行拒之则亡

他认为，首先，现在时态的增量改革是过去时态改革存量的延续。对30多年银行业改革的存量妄自菲薄，抱虚无主义、主张推倒重来的观点，实不可取。

他表示，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1到4到1+4+n家，即从人民银行独此1家到4家国家专业银行到几千家各种类型机构，每增加1家都非易事。目前近40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存量是30多年改革的重大成果。他称，从1997年前后的“技术上破产”到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稳健银行体系”，是令人欣慰的改革成就，主要得益于纷繁复杂的重组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强化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改革。

从银行服务的角度看，过去中国的银行业基本只做对公即公司企业金融业务，如今却“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对私即个金业务成为各行业务发展战略重点；过去的对公业务基本只对公有制公司企业，如今银行信贷支持的所有制歧视已不复存在，对非公企业信贷支持既是国家政策要求，也成为银行自身商业追求；过去对公业务存在“垒大户”倾向，如今正逐年向小微企业倾斜；过去银行业偏好大中城市，如今各类金融机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已实现县域全覆盖，而且环境功能日益标准化、高级化，比如银行卡正日益发展成为综合服务平台；同时，银行业平均离柜业务率超63%，2013年网上银行交易达1106万亿元，增长20%多，手机银行交易额达到12万亿元，增长248%，银行系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真正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主流。

另外，过去的银行业只有简单的存贷款业务，如今各银行已推出诸如委托贷款、票据贴现、出口退税质押贷款、保全仓库业务、应收账款质押或收购业务、保付代理、供应链融资，以及融资租赁等多样化品种；中间业务种类日益丰富，增加了社会福利，理财业务产品金额及品种年年翻番，截至2013年末余额已超10万亿元，去年到期的4.9万款理财产品全部实现到期支付，给投资者带来了4500亿元收益，年增长50%，70%的理财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而且，全行业服务理念日益增强，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明规范服务公约规范及细则，行业文明规范服务标杆体系初步成型。尤其是，连续7年从全行业20万个服务网点评选表彰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评选表彰“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入选单位可谓“二百挑一”、“二千挑一”。“千佳”、“百佳”示范单位不仅是银行业培育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银行业内外广泛认可的服务金字招牌。

其次，杨再平强调，肯定改革存量，并非不对存量进行再改革。相反，从某种意义讲，存量改革是银行业改革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必要对改革存量中不合理的东西不断改革，否则，增量改革就难以摆脱对不合理存量的“制度路径依赖”。

在杨再平看来，银行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无非涉及两个方面：更好的服务与更稳健的银行体系。从服务的角度看，中国的银行服务虽有很大改进，然而，其一，普惠不够；其二，同质化始终是问题；其三，科技金融薄弱，中国的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机构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专业化金融服务不够难辞其咎；其四，国际金融发展滞后；其五，基于客户中心、客户细分的金融工具箱应用与金融解决方案、金融产品研发、金融服务流程等创新不够。

而从稳健运行的角度看，杨再平认为，中国银行业现今的稳健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量财政乃至国家外汇储备投入财务重组。“在可预见的将来，凭借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银行业风险仍然可控，但因为管控风险机制并不完善，其主观能动性仍未经受一个经济周期的考验，仍然是脆弱的，比如最近爆发的钢贸及仓单重复质押等风险事件就为业内敲响了警钟。”

杨再平强调，这些问题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所导致：一是公司治理行政化。各级国有控股、参股银行、民有独资、控股的银行都普遍存在治理行政化的问题；二是经营管理部门化，即僵化部门银行而非动态流程银行；三是市场结构静态化。虽然跟美欧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集中度较低，但进入门槛高，而且市场退出问题更是一直没解决，以至于不仅“大而不倒”，而且“小也不倒”；四是主要价格非市场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虽然提上“临门一脚”的议程，但中间业务收费价格市场化不仅被忽略，而且由于当下特定的舆论、社会、政策环境，似乎还是禁区。

“为了让一个提供更好服务、更稳健的银行体系可期待，银行业的增量改革不能脱离存量改革，现在时、未来时不能脱离过去时，不能把已经有的改革存量丢掉，也不能完全封存改革存量而不再改革。”杨再平强调，这才是银行业改革存量与和增量之间真正的辩证关系。

谈互联网金融

媒体：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下资产重新定价，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正助推存贷两端的传统业务脱媒，成为商业银行变革的契机。您怎样看待互联网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变革机遇与挑战？

杨再平：互联网技术与精神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银行业物理网点网络，即通常所说的“鼠标+键盘”替代“砖头+水泥”，且可突破时空局限做到anytime，anywhere，anyway而极其快捷方便，还可大幅降低业务成本，其“长尾效应”有助大规模“客户下沉”等，其在银行业的应用已表现出显著甚至压倒性优势，这对银行业发展是巨大机遇也是巨大挑战。机遇在于，积极跟进采用互联网技术与精神者将抢占先机，获得突破性发展。挑战在于，不积极跟进采用互联网技术与精神者，一如当年山西票号拒绝“电报”而死定一样，或将成为比尔·盖茨所言的“21世纪一群恐龙”。一言以蔽之，互联网潮流浩浩荡荡，银行业“用之者昌，拒之者亡”。

媒体：当前传统银行业不仅面临互联网金融的挑战，还有自身经营模式的变革问题，您认为在变革过程中，传统银行的优劣势有哪些？

杨再平：优势在于严密风险管控打造并守护的“银行信用”，这是银行业的基因。比如类似人人贷甚至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其发展都有一个“信用瓶颈”，那就是多数人群是风险厌恶型，更愿意当甩手掌柜，希望得到保本加相对确定的利息收入。

但银行信用是要靠严密的风险管控打造并守护的。首先是对存款人或类存款人高度负责，这一责任缺失严重者就将破产。对存款人高度负责犹如空气，有它时不觉得重要，没它时就极其重要。不久前的塞浦路斯银行危机可谓“哭爹喊娘”，再早些的阿根廷银行危机引发打砸抢。2009年我去阿根廷工作访问还看到当年打砸银行的涂鸦，而满大街的银行广告是巨幅睡美人高枕无忧，文字是“钱存本行保证能按约定支取本息”。

其次是审慎经营吸收到的资金，把恰当的资金贷给恰当的机构、个人及项目，按大数定律做长短期限搭配，否则就负不了上述责任而破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要求做银行必须知晓自己的客户“KYC”（KnowYourCustomer），知晓自己客户的业务“KYB”（KnowYourBusiness）。正如美国学者马丁·梅耶在其《大银行家》一书中所描述的：“如果说冒险是商业的生命，谨慎甚至是胆小则是银行的生命。芝加哥北方信托公司老板SolomonSmith每个工作日不论天气如何，都带着一把雨伞上班，森林湖地区的妇女看见他在一个大气晴天依然带着一把雨伞向火车站走去，就说：‘看啊，他的那家银行的经营一定十分稳健。’甚至很多贵小姐们愿意嫁给银行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商人都要可靠，他们给人最大限度的安全感。”

劣势在于，若不积极跟进采用互联网技术与精神，传统银行业在突破时空局限、快捷方便、成本低廉、“长尾效应”等诸多方面将可能被击败、取代、淘汰。而即使积极跟进采用互联网技术与精神，其庞大的传统物理网点网络，将因互联网技术与精神的应用而面临巨大的无形磨损（指固定资本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价值损失，又叫精神损耗），这意味着，其既存的庞大传统物理网点网络反而成为其劣势。

媒体：推进普惠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的重点是什么？借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强风，P2P也得到迅猛发展，您认为银行业在P2P这一商业模式下应当如何作为？

杨再平：普惠金融的目标在于尽可能提高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金融需求。难点在于商业可持续性，否则普惠金融无生命力。这可谓金融领域的特殊矛盾，特殊矛盾就要特殊解决，因此普惠金融需要相应的金融解决方案或金融改革创新。互联网金融若干优势刚好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至于银行业与P2P，既有一定竞争关系，更有错位发展并业务合作关系。错位发展，是指P2P客户多数或为银行业顾及不到者，其信贷撮合业务或为银行业之“拾遗补缺”；业务合作，比如银行可为其资金提供托管安排，可借助其网络及大数据经营大量分散的小微及个体客户，更有效“客户下沉”。但有一点必须坚守，那就是一定要有“防火墙”，以隔离两者之间的风险。

谈投行化

媒体：在互联网冲击和内在流动性过剩压力下，直接融资渐成主流，特别是买入返售等同业业务受到监管限制之后，投行化成为商业银行未来发展趋势。您对商业银行“投行化”的主要思路有什么建议？在您看来，其业务结构将发生怎样的重构？

杨再平：中国的融资结构或金融体系属于“间接融资主导型”，又称“银行主导型”，直接融资占比约43%，扣除政府债务37%多，不仅大大低于美国（80%多），而且低于传统“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德国（69.2%）和日本（74.4%），以及印度（66.7%）和印度尼西亚（66.3%），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国家的既定方针，也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中国未来的直接融资很可能是银行积极参与甚而主导，处于进行时态的银行“投行化”，或预示着这一方向或趋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客户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而是要求商业银行提供银行间市场承销经纪与交易业务、企业并购、项目融资、财务顾问、银团承销安排管理、工程造价咨询等业务，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这一战略性业务已成为提升盈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媒体：利率市场化通常意味着银行负债成本上升，盈利能力特别是短期会受损，您认为商业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您曾提到当前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想要真正实现市场化很难，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杨再平：三大策略是必需的：一是根据资金剩余者的差异性及金融市场的多样性研发多样性主动负债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以稳定其负债或资金来源；二是“客户下沉”，注重经营“非优质客户”，这一方面可获得相对较高的贷款利息收入（因其市场为利于卖方的“卖方市场”），以覆盖较高负债利息成本和正常利润，另一方面逐步将部分“非优质客户”转化为“优质客户”、“忠诚客户”，以获得稳定的贷款客户基础；三是另辟蹊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在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中，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例通常达30%?40%，与此对比，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间业务的大力发展须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其价格就必须市场化，从而动态优化资源配置。目前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收费很难市场化，对此，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应检讨，比如个别银行、个别分支机构的中间业务让消费者感觉不值，甚而有名无实，被指巧立名目乱收费；有些收费项目信息不公开透明，未给消费者以必要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让消费者感觉受骗。上述情况虽属个别，但往往容易败坏了银行业中间业务。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意见领袖、政府官员对银行业中间业务缺乏全面了解和认识，很大程度上将其妖魔化，在这样的舆论、社会、政策环境下，银行业中间业务收费价格的市场化谈何容易？

银行中间业务，都是百姓生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真实必需的，只要质价相符，能够增加大众幸福、提高企业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

谈国际化

媒体：您在“2014年银行业发展论坛”的演讲中提到银行业整体国际化水平不高，同时在近日的“卢森堡——中国在欧洲的金融枢纽”的论坛上您也指出，中国商业银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的商业银行将努力顺势而为，做大业务规模。那么您对未来中国银行国际化有哪些建议？如何看待近期中资银行暂停人民币跨境转账试点项目？

杨再平：这些年，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是快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但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与名次相比，与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的规模与分布相比，与人民币作为境外贸易结算货币“走出去”的进程相比，规模与质量都相对不够。

谈货币政策

媒体：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的通知》，要求完善存贷比监管考核办法，您如何看待这项要求在金融领域的影响？

杨再平：长远效应大于短期效应。商业银行整体存贷比今年第一季度才65.9%，低于75%的红线，表明存贷比并未制约银行信贷投放；结构效应大于总量效应，主要体现在分子端在近年已实施的扣减支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三农”专项金融债对应贷款，以及村镇银行使用主发起行存放资金发放的农户好小微企业贷款基础上，再扣除商业银行发行的剩余期间不少于一年，且债权人无权要求银行提前上偿付的其他各类债券所对应的贷款、支小再贷款所对应的小微企业贷款、商业银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转贷资金发放的贷款；分母端增加银行对企业、个人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外资法人银行吸收的境外母行一年期以上存放净额。

媒体：融资难融资贵，社会融资成本偏好是老话题，但在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下，这个问题再次备受关注。您认为，要解决社会融资成本不合理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货币政策？降息是最优解决方案吗？

杨再平：融资难融资贵，如果是普遍存在的总量问题，可通过降息等总量性货币政策缓解。但若非普遍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通过降息等总量性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缓解。目前呼声较高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多属结构性问题，而非普遍总量问题，因而应更多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

媒体：近日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约6461亿元，不良贷款率1.04%。您对这个数据怎么看？对于改善银行资产质量，您有何建议？

杨再平：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超常规信贷投放必然的风险暴露。不过，按国际标准，不良贷款率1.04%，仍属资产质量相当优良的银行业体系。但事物是发展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对银行业资产质量也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对不确定性要有足够的预期与准备，有备反而无患。所以，对不良贷款总量与比率的反弹，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至于怎样改善银行业贷款资产质量，一是对已形成的贷款资产存量及其风险暴露要加强贷后管理，该清收的清收，该重组的重组，该冲销的冲销；二是对信贷增量，坚持宏观、微观审慎原则，基于对客户的充分知晓，在恰当的时间将恰当的资金贷给恰当的客户，只满足有效贷款需求，力求支持实体经济与管控金融风险高度统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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