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额宝”背后的理财风险逻辑

自2013年6月“余额宝”业务功能开通以来，凭借灵活的操作方式及“低门槛、高收益”、“流动性强”、“碎片化”的理财模式吸引众多投资者蜂拥而入。今年一季末，规模已接近5000亿元，用户突破8100万户，其客户数量和资金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然而“余额宝”类产品目前处于监管真空，通过“余额宝”理财时仍需考虑多重风险因素。

政策风险。“余额宝”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作、为支付宝实名制客户提供的一项互联网基金业务。其基本形式是支付宝用户将账户里闲置的资金转入“余额宝”账户，购买天弘“增利宝”基金；而“余额宝”内的资金又能随时用于网上购物、支付转账等。问题是支付宝拥有第三方支付牌照，但不具备基金销售许可。支付宝联手天弘基金，在金融产品设计上把销售基金行为定义为直销。成功绕开基金销售牌照的要求，用支付牌照实现了代销基金的功能，切入了传统基金公司和代销机构领域，远离第三方支付许可范围，可以说是变相从事私下基金购买。

“余额宝”类产品理财不受时间和金额限制，而银行理财则受时间和金额约束。“余额宝”类货币基金存款没有纳入一般性存款，而是列入同业存款，并且不缴纳存款准备金等，皆属于严重的制度套利，管理层不会坐视不管。从金融工具性质看，“余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接近一般银行存款，并且与普通存款并无两样，同样涉及货币创造等问题。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应该缴纳规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央行官员曾明确表示，余额宝存入银行的资金不缴存款准备金，理论上这部分资金可以无限派生、无限创造货币供给，由此影响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应该对货币基金投资的协议存款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倘若这样，“余额宝”类产品这部分上存利率与实际支付给投资人的回报率必然倒挂，其高回报率难以为继。

流动性风险。“余额宝”类产品资本严重不足，通过期限、收益的错配构造借新还旧的资金池，流动性风险积大。随着规模扩大，风险敞口也越来越大，如“余额宝”仅用一个亿的资金撬动着近5000亿的存款，其自身无备付金，现金流与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仅1/5000的充足率，离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相差甚远，蕴含极高的流动性风险。一旦市场发生较大波动，就可能产生大规模赎回，引发流动性风险，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互联网挤兑风潮。

市场风险。“余额宝”类产品本质上属于利率非市场化的存款市场与利率市场化的同业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一旦利率完全市场化，套利消失，投资者将面临极大市场风险。互联网货币基金基本没有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客户购买“余额宝”甚至无需风险评估，没有测量购买者的风险偏好，对客户的风险测试与风险提示均是非强制性的，使购买者个人风险偏好程度与产品风险程度严重错配，投资者知情选择权受到损害。

信用风险。“余额宝”没有抵押担保，容易发生信用风险。随着资金规模不断增大，信用风险也在加大，一旦出现资金兑付缺口，没有可变现的资产处置来足额覆盖本金和收益。目前我国经济处于紧缩时期，信用风险可能性增加。由于“余额宝”类产品收益水平的下降，及时足额支付投资人本息的难度加大。为保护投资人利益，工、农、中、建等大行已陆续下调了其用户通过支付宝快捷支付网上消费及购买余额宝的额度。

技术风险。“余额宝”类产品在销售过程中过分强调便捷性，存在互联网账户被盗而造成客户资金损失的安全隐患。手机丢失、木马病毒、黑客入侵以及系统崩溃等都可能危及资金安全。为防范支付风险，2014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等有关业务。

“余额宝”类产品处于监管真空，不受传统交易、支付、清算制度规范约束。非法进行基金销售、变相揽存，实以高额利息引诱的非法集资行为，对投资人具有极大欺骗性和误导性。“余额宝”类产品看似微观问题，实乃宏观问题。其短期危害会动摇银行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根基，长期助推通货膨胀，使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和生活成本上升。它日趋提高投资人对资金收益预期，造成银行存款利率被动走高，活期存款逐渐消失，形成银行存款搬家，金融结构扭曲，扰乱金融市场。

“余额宝”从银行抽走的资金又以更高的价格回到银行体系，变相提高了存款利率和银行负债成本，扰乱国家货币政策。最终传递到贷款价格及债券市场价格，推高社会融资成本，严重伤害实体经济，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2014年3月25日，央行叫停了货基提前支取不罚息优惠，监管逐步升级。可以预见国家还可能相继出台规范性政策。综上，通过“余额宝”理财需考虑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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