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首次同比下滑：4G能否成救星

最新国内财经动态，在此1个月之前，中移动公布的2013年年报显示，其净利润同比下降5.2%，为14年来的首次同比下滑。显然，这头一直在快速奔跑的大象，终于跑累了。

透过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哪些事实？

1、虽然在中移动利润下滑同时，中电信和联通都实现了业绩和利润的同比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移动的下滑是战术失误所致。

事实上，整个电信运营业的增长都已经放缓，并已到达或接近拐点，其他两家运营商的利润增长都各有原因。

比如中电信，2014年第一季度虽然实现利润55.69亿元，同比增长17.7%，但它的利润来源其中主要来源于两大因素：2008年收购CDMA时购入的客户关系价值于2013年摊销完毕，促折旧摊销费用同比下降约10.17亿元，以及2014年1月1日起生效的移动网间互联结算标准调整，促进其他经营费用同比下降了5.4%(约7.13亿元)。

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以上两个因素，中电信的一季度利润，其实也在下滑。

2、当前，整个行业面临的问题，外界早有定论：外部环境：市场日趋饱和，用户增长放缓，通信资费逐年降低；内部环境：大企业病加剧，管理失控矛盾激化；外部矛盾：移动互联网尤其是OTT的业务加速替代；行业矛盾：民资进入产生鲶鱼效应，将成为更进一步价格战的导火索。

可以说，无论天时、地利、人和，运营商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且它们面临的，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长期问题。只有彻底转型，才有可能迎来新的快速发展。

而且对运营商来说，这样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修复，这意味着，运营商现在才刚刚“入冬”，未来的形势将更加艰巨，业绩的下滑将进一步加速，而且持续时间可能超出预期。

3、当前，受影响最大的是短信业务。虽然中移动财报中回避了具体比例，但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移动的短信使用总量已下降至1530亿条，同比下降了超过20%。

4、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运营商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有承担党、政、军、民的通信支撑和普遍服务的公用事业属性，也有保持盈利增长的市场化企业属性；而它们的管理也非常复杂：工信部负责垂直的行业管理，中组部负责领导班子的人事管理，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与业绩考核，此外运营商还必须对上市公司的股东负责。

这样复杂的定位与机制，决定了三大运营商发展的劣势与优势：

劣势是定位模糊，导致自身战略与价值观反复甚至混乱，业务方向与执行力受拖累。

优势则是，三大运营商将获得政策的“有限托底”，在形势可控的范围内，运营商即使面临最恶劣的情况，仍然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模式，虽然那并不是运营商所希望见到的局面。

5、本届政府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营改增改革等大政，也将为运营商的形势带来连锁反应，尤其是为了尽可能“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以上改革，监管部门将不得不使用结算政策等工具，在运营商之间施展宏观调控。

在这样的形势下，目前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拥有相对充沛现金流的中移动，是最主要的“被调控者”，网间结算调整即是明显征兆。

这将加剧中移动的下滑趋势，加上4G建网和补贴的大笔开支，中移动的现金流正在不断消耗。而来自瑞银的最新研报显示，中移动的自有现金流在2012年逾1000亿，但2013年已仅剩400亿，预计2014年有可能为降到接近为零，甚至更低。

6、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移动的策略实际上也已经有了微妙变化。从2013年以前的“打肿脸充胖子”，拼尽全力保增长，改为主动“稳业绩”。

减少业绩粉饰很简单，却可以既降低内部外部的增长压力，又避免“为他人做嫁衣”，同时也缓解因为高利润而遭遇的舆论压力，中移动的以退为进，在当前形势下，无疑是一步好棋。

7、但对中移动来说，这样的手段需要把握分寸，如业绩持续恶化，一旦形势固化，员工与供应商人心离散，反而可能加剧业绩的下滑势头。

8、4G不可能成为运营商的救星，反而会加快OTT业务的替代速度。

在此之前，三大运营商虽然都宣称要去电信化，要向互联网学习、转型，但其实仍是以彼此为竞争参照系，并由此发起了3G和4G的建网和市场大战；但在未来，仅有一张优势的，胜于其他运营商的网络，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足够的回报，需要将重心尽快调整为产品与商业模式的迭代，以及对用户的服务，从而在与产业链上下游的竞争中，尽可能保持用户入口的有限语语权。

9、从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10年中，运营商错过了投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从业务运营商向投资集团转型的宝贵时间窗口——现在，这一话语权，已经转移到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手中，而BAT——尤其是阿里和腾讯对产业链的并购已经基本掌控大势，运营商已无明显机会。

10、将虚拟运营商“驯化”为自身的业务“批发商”，是一些运营商员工的期望，但这同样只可能作为过渡政策，否则一旦虚拟运营商站稳脚根，形势将再次逆转，运营商将陷入更被动局面。

11、就运营商的转型而言，目前首先需要变革的，不是业务上的去互联网化，而是在机构、机制、管理乃至于公司文化层面的“去电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