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中国的烟酒“文化”有毛病

登珠峰与吃顿饭，二者孰难孰易？

相信一万个人心里有9999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最简单地推算逻辑是：几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吃掉无数顿饭，却未必登得上一座高山。

但作为两度登顶珠峰的创纪录者，耳顺之年的王石看待这个问题时却意外地成为了少数派。

纵横商界几十载，历练无数。王石何以给出这样的答案？“宁登一座山，不谋一餐饭”的言语背后，又暗藏着哪些他未曾提及过的往事？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间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当时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的交情，就是和下面人的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

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的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和政府环境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到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在计划要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和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

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

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或者当成一句玩笑，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是要计划买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又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

小伙计回来，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那天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利就是计划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不设置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

遇到这种情况，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灰色摸索中寻找到一条正轨的道路。

我还记得万科最初在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做的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后来改造完成，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一切的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我们按照这样去做，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遵守这个规则会不会被淘汰掉？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去行贿。

做到现在，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员或者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王石得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得说好话！你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违心？当然违心！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