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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近日大热，貌似很时髦，其实不新鲜。
所谓“钱荒”，实质是上流动性紧缩（liquiditysqueeze或LiquidityCrunch），可谓金融史上的常态之一。按照学者朱嘉明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的观点，“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
货币供给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在金银本位时代尤其明显，因为天然受限于金属产量，尤其在时局变化之际，前人对于通缩之苦比起时人有更切肤体会。更进一步考察，其实何止中国钱荒不断，即使金融体系发达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曾多次遭遇钱荒。
钱荒最考验谁的应对能力呢？谁又能拯救钱荒于水火呢？在1682年的一篇书面对话中，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曾经对“钱荒”提问，什么药适合货币的缺乏？对应的回答则是，必须建立一家银行。
不过，市场流动性冻结之时，一家银行恐怕不够，除非是英格兰银行。一般银行往往状况堪忧，甚至分分钟面临挤兑之嫌，恐慌的传导强过瘟疫，此时这就不能谈到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作为全球中央银行始祖之一的英格兰银行。不过，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英格兰银行，面对市场诉求，如何回应呢？
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兴旺，同时也带来了伴生的经济危机，其中1825年对英格兰银行影响或许最大，恐慌就是从股票价格暴跌开始，导致几十家银行破产，英格兰银行自身的黄金储备也降低到低谷。
在白芝浩看来，在英格兰历史数次危机中，最值得谈1825年发生的第一次恐慌，1793与1797年则过于过时而难以学习教训，他甚至极力淡化1844年条款的束缚对于英格兰银行处理此后三次恐慌的影响，认为恐慌初期，英格兰银行没赶上束缚，到了恐慌末期，束缚又已经排除。
在1825年，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极不情愿地采取行动，限制贷款的行为使得市场信用几乎停滞，“整个英国24小时候不分昼夜地出在一种易货交易状况”，虽然英格兰银行在此后三次恐慌中都采取了行动且快于1825年，但是其严重错误在于：没有公布在那样的非常时期需要什么样的担保品才能获得那些必须提供的贷款。
也正因此，随后爆发的1837年等危机时候，英格兰银行反应就迅速得多，事实上也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尽管可能不那么心甘情愿。
回头审视，白芝浩指出“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它的实力严格成比例”，英国看似安全无虞的银行系统的问题在于过于严重依赖英格兰银行，因而必须进行改良，英格兰银行平时只是众多贷款人中的一个，但是恐慌时期则成为唯一的贷款，应该而且必须把恐慌时期的不正常状况回归到正常状况。
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的义务并无太多意识，即使当时的政府也认为那是英格兰银行的事，甚至只是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事。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货币发行工作并不顺当，战争夹击之下，有过度紧缩，也有过度宽松，争议重重，通货膨胀严重，黄金价格起伏不定，1810年英国甚至为此成立了金块委员会（BullionCommittee）来调查英格兰银行在其中的作为以及关系。不过，在英格兰银行行长约翰.惠特默在1810年在金块委员会的证词就充满了过度自信与同意反复，宣称当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数量和大众数需求量完全相称，而且考虑了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等原因。
对此，白志浩并不买单，他的小册子《伦巴第街》迄今仍旧堪称经典，他指出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不仅是伦敦，甚至是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所有银行的准备金，“一国银行业的最终准备金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为满足某种必需的用途而保留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满足由国内恐慌导致的现金需求。解决国内信用缺失导致的资金流失的最佳办法就是无约束地发放贷款，防止衍生破产的最好办法就是阻止导致衍生破产的原始破产。恐慌造成流动性匮乏，信用过程陷入瘫痪。如果恐慌的过程伴随着资金外流，那么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应该提高利率。在大量的同时应该试图向公众传达资金充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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