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皇杨受成：所有的神我都拜 因果终有报应

“做慈善不应该争气，但做人做生意要争气。做慈善就是付出，用你的爱和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英皇中心顶层办公室里，杨受成向媒体吐露了自己对做慈善与做人、做生意的不同态度。

1943年出生的杨受成，个人命运随香港经济的兴衰成败而跌宕起伏。在慈善上，他亦深受港岛70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在商业世界里，杨受成已经争气地搏击了近60载。

从少年时代起，杨受成便协助父亲杨成打点钟表行生意，曾孤身一人前往海船上贩卖手表。成年后，他打破父亲偏安一隅的格局，在九龙开设天文台表行，并主动出击，先后从洋行手中拿下天梭、欧米茄、帝舵、劳力士的代理权，进而开设英皇钟表珠宝店，进军房地产业，后成立上市公司“好世界”。

1983年，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杨受成的生意也跌入谷底。由于过度快速扩张，杨受成手中的上市公司、地产楼盘、钟表珠宝生意、劳斯莱斯和信用卡等，都被债主汇丰银行收走，面临3亿2000万港币的债务偿还，不得不沦为职业经理人。

此后，杨受成绝地反击，打造出囊括娱乐、珠宝、房地产、传媒等八个行业的英皇帝国。除香港外，其产业还布局于内地及朝鲜等地，拥有员工约7000名，集团每年利润几十亿港币，成为香港“娱乐之王”。

“我生平做人哲学，千头万绪，可提炼为两字：争气。面对四周的奚落嘲辱，我必固守信仰;面临命运的挫折压力，我必冷静应对。”在由“香江第一才子”陶杰执笔的个人传记《争气》一书中，杨受成揭示了自己能够坦然应对人生过山车的秘诀。

据《福布斯》公布的2012香港富豪排行榜，杨受成资产总额约为11亿美元，排名仅为香港地区第32位，但其争议性却远超其财富地位—与香港黑社会过往甚密、善于与大陆官员搞好关系、风月场上的老手等。可谓是人生沉浮，惠誉相随。

如今，70岁的杨受成，集争气、争议、不争三种特质于一身，但面对纷繁世事，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不争，而是给予。

相信

杨受成没有固定的信仰。在他的办公室里，关公像、观音像相映成趣。“所有的神我都拜，我去教堂拜，到寺庙里也拜。我没有指定相信哪一个神，每一个我都相信。我觉得因果终有报应。”杨受成说。

正因为相信，杨受成很早就走上慈善之路。1976年，杨受成33岁，有感于南九龙地区的社群不甚团结，遂发起成立了南九龙狮子会，并担任创始会长。该会延续至今，会员已发展到53名，经常到内地广东、福建等地的偏远山村开展捐资助学等善行。

杨受成的内地捐赠，始于1991年。当年，华东地区发生重大水灾，杨受成组织英皇集团捐赠30多万港币，以解灾区燃眉之急。那时已是杨受成将生意版图扩张到内地的第八个年头，早在1986年，在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年后，香港尚未确定回归之时，杨受成却相信，未来英皇将在内地大有作为，便果断试水内地，在深圳开设了高跟鞋厂。“我预计三至五年后，大陆的投资一定超过集团投资比例的六成。”目前，在象征着权力中心的北京长安街上，“北京英皇中心”正在火热兴建中。

在杨受成的慈善版图中，临终关怀是很重要的一块。自2007年开始，杨受成便与香港“无国界社工”合作，把香港发达的社工体系和临终关怀经验引入内地，在湖北武汉成立了“湖北慈善香港英皇关爱老人养护中心”。至今，杨受成对这个项目的捐赠已逾千万港币。此前不久，想到武汉周围的老人也需要关怀，他主动提出捐赠一台拓展车，以便把“无国界社工”的服务拓展至武汉周边的孝感等地。

“对我来讲，做慈善是付出，我不要扬名和获得回报。”杨受成说，“我希望做正经的慈善。”

除了湖北武汉，在河北顺平县，杨受成于2009年出资500万建立了“杨受成慈善基金(顺平)老年服务中心”。该中心因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除夕到访慰问而名声大噪，杨受成对此却平静淡然。在自己传记的写作过程中，他一直未向作者陶杰透露此事，直到陶杰在一个很小的网站上看到相关新闻，进而追问时，他才透露了实情。

“他有一个慈善哲学，就是捐助穷困孩子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但是在帮助即将离世的老人方面，捐钱的人不多。他觉得这个群体更需要帮助。”陶杰表示，“做锦上添花式的慈善的企业家不在少数，但在终点送一程，做雪中送炭式的慈善的企业家还为数不多。”

在杨受成看来，这其实并非什么“哲学”，只是自己从小就树立了一个信念，“将来得到福报是因为自己付出得多。”“我觉得，人要获得福报，就要多积福。我小时候是个穷孩子，我喜欢有钱，人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就不会努力奋斗去挣钱。但是赚了钱之后，你一定要把一部分财富拿出来共享。”

虽然身体健朗，但杨受成早已立下遗嘱，决定百年后拿出部分财富奉献社会。对于很多人忌讳提及的“死亡”话题，杨受成却显得异常淡定，“没有一个人能活千岁万岁，每个人最后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香港豪门中，因争遗产而亲人反目的事时有发生。杨受成膝下有五个子女，他尽量避免内斗在家族中上演。每隔半年，杨受成就根据子女的表现，对遗嘱进行一次修改。“我所有的财富都分配好了，‘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子女对簿公堂’，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每天关注子女的行为修养，谁争气了、进步了，我就多分一点。谁哪一天上班去晚了、不做事，我就少分他一点。”

承诺

与根据子女的行为素养，进而作出财富分配类似，杨受成在作出捐赠决定之前，必定会考察捐赠对象的工作态度。如果他觉得受捐方的能力、做事态度皆符合自己的标准，他定会一再支持对方，且会主动作出一些捐赠承诺。

因写作杨受成传记的需要，陶杰曾拜访过20余位杨受成的亲朋，其中包括李嘉诚、郑裕彤等香港商业大亨。“这些人都毫无例外地，对杨受成的善行义举赞不绝口。这跟杨受成讲义气的天性有关。”陶杰说。

杨受成的确有一种侠肝义胆的江湖气。在龚如心和公公王廷歆的“世纪争产案”中，他因为龚如心打抱不平而身陷囹圄。在姜文拍摄《太阳照常升起》，遭遇资金困难时，杨受成拿出3000万驰援姜文，电影上映后惨遭票房冷遇，杨受成却因惜才而与姜文签下五部戏的合同，并表示，“以后姜文开戏，题材、开支预算、演员一概由他做主，资金我负责。”2010年，《让子弹飞》取得傲人的票房成绩，姜文私下里对朋友说，“这笔钱该杨先生赚，我欠他的。”

2003年，点化过自己的玄学大师陈朗去世，在其临终前的一晚，杨受成彻夜陪伴。当年，陈朗曾告诉杨受成：“杨先生，你是上天派到人间来行善的人。我为你指点迷津，这是天意。只要杨先生你有钱，命中注定，你可以接济许多人，令你身边许多有困难的朋友都能得益。”日后杨受成的诸多善行，似乎都是在兑现当初对陈朗的承诺。

在陈朗生命的最后阶段，杨受成专门包下国际SOS救护专机，从成都将其救回，并送到养和医院。李嘉诚赶到时，对杨受成的义举赞许有加，“杨先生真是义气中人。既然你出了力，就让我出点钱。一切医疗费用，由我独自包下。这一点，杨先生你不反对吧?”

“杨受成是言必行、行必果的那种人，只要作出承诺，定会努力兑现。”香港“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早在成立后不久，香港“无国界社工”便开始与杨受成合作，时至今日，杨受成依旧是该机构的最大捐赠方，并担任“永久荣誉会长”。

2007年，“无国界社工”无意中得知杨受成对长者服务颇为热心，便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把一个相关项目的计划书投给杨受成。随后，陈万联应等人去与杨受成面谈，面对这些不满30岁的年轻人，杨受成始终认真倾听。合作意向达成后，从项目提出到最终执行，历时九个月，杨受成对项目的规模、推广、扩张步伐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最后，杨受成拿出300多万港币，把长者服务点设在湖北武汉。这也意味着，杨受成今后将永远不能到武汉投资—不在慈善项目所在地投资，是杨受成一贯的商业准则。“他想让慈善保持纯粹。”陈万联应说。

截至2012年，杨受成已经为武汉的“老人养护中心”资助了长达六年的两个周期。正当陈万联应为第三个周期的资助尚无着落而焦虑时，杨受成主动提出继续捐赠。这让陈万联应感慨不已，“杨先生要么不说，说出来肯定会做到。”

杨受成对“无国界社工”的支持，并不仅限于老人养护中心。2008年，湖南、湖北遭遇冰雪灾害，“无国界社工”发现湖北偏远地区的养老院急缺御寒物资。陈万联应把此事报告给了杨受成，杨受成听完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做，我马上把支票打过来。”2010年玉树地震期间，陈万联应在一个上午向杨受成提出了捐赠需求，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杨受成的电话：“我准备好了100万支票，你赶紧过来拿。”早在自己的传记出版前，杨受成即对陈万联应承诺，将把《争气》在香港的销售所得，不扣除成本全部捐给“无国界社工”。

杨受成对长者服务如此青睐，很大程度上源于母亲的启发。“我妈妈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天性纯良，对每个人都很好，我深受她的影响。”杨受成说。

父母在世时，杨受成是一个大家族的长子，他有1个父亲、4个母亲、5个弟弟、10个妹妹、2个儿子、3个女儿，直系亲属60多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便要组织家族成员聚会，兑现自己在父亲临终时许下的团结家族的诺言。在香港，杨受成家族的团结一直为人称道。

新香港精神

陶杰认为，在这个幻变的时代，“勤奋、拼搏、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应该被重新定义。“‘香港精神’绝不只是‘勤奋拼搏’，更重要的还有‘尽情享乐’。这小岛上不只是清教徒，还有大豪客。亦张亦驰，亦阴亦阳，亦正亦邪，亦狂亦侠。这才是香港精神。”

杨受成正是陶杰所谓的“新香港精神”的典型代表。然而，除了“勤奋”“享乐”之外，这种“新香港精神”还应该增加一项“给予”。

杨受成曾多次向陶杰表达过自己的财富观：“人之一世，能够吃的、穿的都有限度。不管你的钞票有多厚，一个人的生理享受是有限的，最多能够花掉一打钞票最上面的那几张。”

在外人看来，杨受成挣下几十亿美金异常轻松，近乎传奇，杨受成却认为，“我们当年挣钱是不容易的。现在世界比较文明了，很多事情都规范了。”他对富二代的未来处境颇为担心，“他们没有经过大的考验，没有穷国，将来可能面临困难。”

杨受成财富观、慈善观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一部香港慈善文化和传统的变迁史。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实行地税制，延续至今。1949年大陆解放后，突然有约100万人口涌入香港。1960年代的大跃进，很多内地人为求生存，大量涌入香港，人口再次膨胀100万。彼时的大英帝国已然没落，无力对急剧膨胀的香港人口提供更多财政支持，情急之下想出给香港富商们在新界提供土地，帮助盖厂房，鼓励他们雇佣来自大陆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玩具、塑料花，然后由港府帮助出口至西方。很多富商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发家亦与之大有关系。这些富商们也拿出了部分财富做慈善，以感激港府的低税制。为鼓励富商们做慈善，英国的皇室授予这些人爵位，以迎合华人光宗耀祖的儒家思想。

“杨受成的慈善与香港深厚的慈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人情味、礼尚往来、兄弟之恩、君臣之道’等因素都大有关系。”陶杰分析道。

不仅杨受成，李嘉诚等香港富商，亦是新香港精神的代表人物。李嘉诚曾因四月在工潮中的不表态而饱受港人诟病，杨受成为之大鸣不平，“他做了那么多慈善，捐了那么多钱，人家却误解他，认为他赚钱太多。我觉得这很不公平。”

其实，杨受成本人亦受到颇多争议。他那直击人性本真的人生观，“人必贪财好色，贪生怕死，追求名利，这十分正常，问题是追求的方式。这是竞争的时代，不进则退，每一天都必须奋进。”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露骨。

及至今日，杨受成对内地的捐赠已达好几亿港币，他本人亦多次荣获“中华慈善家”“中国十大慈善家”及登上“中国慈善排行榜”，先后成立“英皇慈善基金”“新报慈善基金”和“杨受成慈善基金”，在各个领域帮助弱势群体。但很多人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杨受成为了与政府高官搞好关系而布下的棋局，进而助力英皇集团在大陆的商业扩张。杨受成表示，“我没有文脉，这个不要讲。”但他坦言，自己“捐得越多，生意就越顺。心里也很舒服，很踏实。”

若干年后，当江湖中已无杨受成的传说，杨受成想得到世人的如此评价：杨受成这个人疏财仗义、对朋友有情有义、豪爽正气。“我希望是这样”，杨受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