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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邵逸夫奖”获奖名单,5月28日在中国香港揭晓，生物医学、天文学、数学三个领域的6位科学家共获得了300万美元奖金。由香港娱乐业大亨、慈善家邵逸夫设立的“邵逸夫奖”，至今已有11年历史。
自从2011年，104岁的邵逸夫宣布退休后，近两年，他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公益场合。而发源于杂耍戏院的邵氏家族，早已被邵逸夫和兄长们演绎成了一段百年传奇。
由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制作影片超过1000部;他执掌40年的TVB，在香港历次收视大战中屹立不倒。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华语影视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这个名字有联系。
“要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告诉你，我永不退休。”1981年12月4日，邵逸夫在位于清水湾的办公室接受了媒体采访。那天他刚刚获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主持仪式的，是港督麦理浩。
那年，邵逸夫投资1亿5000万港币，联合《星球大战》特效制作班底和好莱坞制片公司，拍摄了科幻大片《BladeRunner》，中文名为《电脑人》。“拍片就一定要拍大片，我们这个《电脑人》，是讲机器人跟真人恋爱、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就是后来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
也正是那一年，邵逸夫的电影公司“邵氏兄弟”刚刚有过一次股权之争。打算收购邵氏的佳宁集团开价75元一股，邵逸夫还是拒绝了收购方案。收购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将出现地产投资板块。
“也许合作，多方发展，邵氏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换口味，一直做电影。”邵逸夫说，“我的一生兴趣都在电影，现在这个年纪，不打算换了。”
父辈的影响
1905年是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从宁波老家镇海郊区朱家桥镇来沪创业的第4个年头，当时他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名为“锦泰昌”的颜料行。同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旅日归来的老板兼摄影师任景丰购置了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以及14卷胶片，邀请京剧名家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片段。这一举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
后人对邵玉轩的零星记载，大多没有离开这几个关键词：为人谦和，经营有方。在众说不一的有限史料中，有一点颇为一致：邵玉轩1920年去世时，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海滩著名大亨虞洽卿、前苏浙总督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不难发现：邵玉轩思想开明，人脉广泛，生意经营得极其成功，当时应该是十里洋场极有影响力的商场人物。
上海滩创业的20年，正是中国风云突变的20年，邵玉轩的家族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多年后，他的几个儿子“深谙市场、远离政治”的经营之道，与他的经商智慧如出一辙。
邵玉轩跟电影初次结缘，是在一次跟朋友的游玩中。那天他们偶然看了一场电影，虽然还处于默片时代，但老百姓对于一块白布上出现活灵活现的山水人物充满了好奇。散场后，邵玉轩跟朋友打听起了他关心的问题：一部拷贝多少钱?一部影片可以放映多少场?每场观众大约多少?票房如何?成本多少?赢利多少?那一次，邵玉轩隐隐感到：经营得当的话，卖电影，比卖颜料挣钱得多!
1907年，邵玉轩迎来了四子邵逸夫的诞生。因其前有3位大哥、两位大姐，排行老六，所以邵逸夫后来被港人称为“六叔”。在3位大哥仁杰、仁棣、仁枚之后，这位“仁”字辈新丁取名“仁楞”。
在吴侬软语里，“仁楞”并无不妥;但换成北平或其他方言，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雅。三位大哥依次号“醉翁”、“邨人”、“山客”，邵仁楞给自己取的号是：逸夫。
“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一生从商，终生忙碌。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度过一生。”邵逸夫后来这样解释。
入行与“六合围剿”
邵氏家族进入电影业，始于大哥邵醉翁。邵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学科，从影之前在金融界、商贸界摸爬滚打，先是与人合资办“中法振业银行”，同时在南北各地兼营三十多家商号，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利，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1922年，法租界有个叫“小舞台”的娱乐场所，每日都有戏曲、评弹、评书等各色娱乐活动。因老板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最终只得抵押变卖。邵醉翁就这样成为“小舞台”的新主人。接手后，他将“小舞台”改名为“笑舞台”。一字之差，观众一目了然：此地为娱乐大众而立。
“笑舞台”的主要业务是上演文明戏。当时与他联手创业的两位骨干，便是后来在影史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两位大家：张石川和郑正秋。邵醉翁排演的第一出舞台剧，居然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身边朋友于是夸他：你有写剧本、做导演的天才。
不到一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离开“笑舞台”，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儿救祖记》。该片的成功，奠定了它在业内的龙头地位。邵醉翁深受触动，电影这个新兴行业果然如他所料，有利可图。1925年6月，邵醉翁创办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业实体：天一影片公司。
邵逸夫后来解释：之所以叫天一，就是天下第一、天下一家的意思。他没有提到另外一层意思，老胶片易着火，按《易经》说法，“天一生水”，水能避火。
天一开业短短半年，邵醉翁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传媒学者李亦中后来评价说：这一快速、多产的特点，此后一直贯穿于天一制片公司的日常运作。
“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是邵醉翁为天一公司确立的制片宗旨。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沿袭了这一宗旨。
《立地成佛》描写了一个横征暴敛的军阀，在爱子死后，遣散妻妾、散尽家财，削发为僧、立地成佛的故事。问世后，它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度被批为“反动影片”，“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接对立”。
邵醉翁1933年接受采访时回应说：我觉得什么都有新旧，只有道德没有新旧之分。就现在而论，还应适当提倡旧道德，忠孝节义不过是解释略有不同。
“守旧”是邵醉翁和他的天一公司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天一公司的片头，是一尊佛像。在当时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很少有生意人会如此清晰地亮明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邵醉翁还在办公室供奉佛像。天一的片场按他的要求，四壁刷成明黄色，很多第一次来的人，都疑心“进了佛堂”。
《立地成佛》原本打算在中央大戏院隆重上映，却与明星公司的排片档期发生冲突，首映不得不推迟。天一与明星由此结怨。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独家发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以此控制片商，封杀天一。这就是“六合围剿”。
以今天的眼光看，天一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三弟邵山客任发行。不久，邵醉翁娶了红演员陈玉梅为二房太太。在当时，再找不到第二个家族，有这样的电影生产势力。
邵逸夫当时的身份是摄影师，他使用手摇式摄影机，出任了大哥执导的影片《珍珠塔》的摄影，上下两集，合计20大本。
天一自1925年创立，到1937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邵氏兄弟善于揣摩大众心理，搭准市场脉搏，比同行领先一步，推出新题材与新样式，以此吸引观众，争取更多票房份额。”这是内地传媒学者李亦中对邵氏兄弟早期创作的看法。
胡蝶是天一公司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她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公司出片神速，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后来影人流传的声音中，有一种充满了对邵醉翁和天一的不满：天一虽为大公司，实则连小公司都不如。一般电影人不到末路，绝不会进天一，而从天一出来的，也大多是因为忍无可忍。
面对六合公司的联合封杀，邵醉翁带着邵氏兄弟离开上海，赴南洋发展。
下南洋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心，离泰国、印尼、爪哇、怡保、吉隆坡都很近。那个时候那里没有电影，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玩意，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很成功。”邵逸夫后来说。“我们有6组流动放映车，每组由一人掌管。全套器材，在货架上，去乡下放电影。”
邵逸夫当时刚中学毕业。他只身一人在北平度假，突然收到三哥发来的电报，就这样来到新加坡，做起了电影。
后来的邵逸夫，扛着手摇放映机，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工厂里给工人们放电影，身上都是毒蜂蛰的疱。香港媒体谈到这段创业史，说：邵氏王国，是放映机连格摇出来的。
1920年代的新加坡，虽然本地影院不少，但是放的影片大多来自欧美。那个阶段，邵氏兄弟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这一称号后来成了家族的终身品牌。邵氏兄弟依然坚守中国传统古典题材，放映一些天一出品的古装片，同样极受欢迎。
“当时南洋华侨七成以上为小商人、苦力和雇农，依旧过着中世纪的被剥削生活，保持着强固的乡土观念与先辈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很不进步。”电影史学家郑君里如此分析邵氏兄弟当时的成功，“邵氏很多带有封建意味的作品，能在南洋各地盛行一时，不仅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大部分下层华侨的乡土观念，同时也因为它们并不违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化教育。”
1941年元旦，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在《星洲日报》以整版篇幅为自己做广告。“1941年，我们在星马、印尼、泰国、安南，已经拥有了139间戏院。”除了提到的这些名下产业，邵氏兄弟在当地还有两家大型游乐场。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邵氏所有戏院充公。沦陷时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旧坚持以稗史为题材，拍摄一些受普通观众欢迎的影片。香港媒体后来评价说：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
与兄长们的做法有所不同，邵逸夫当时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幸运的是，未遭严刑拷打，两周之后，他被释放了。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所以就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邵逸夫说，“他们又指我发了10万传单，我说岂止10万，是50万!”
据邵逸夫解释：日本宪兵队征用的很多士兵，其实都是邵家两个游乐场的警察。当时邵氏兄弟还经营着“新世界”、“大世界”两大游乐场，雇佣了50名警察。沦陷后，这些警察进入了宪兵队。“这些警察联名保我，说我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我很快被释放了。”
邵氏兄弟一开始经营，就在为日后庞大的影视帝国勾画蓝图。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演员、影片和影院，邵氏兄弟在1946年成立了邵氏出版印务馆。到1958年，他们将这种宣传策略做得更为专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版了邵氏正式的宣传物《南国电影》，最初销量便达到10万册。
《南国电影》的问世，主要是为了从宣传阵地上，迎战另一家影业公司——“国泰”的《国际电影》。国泰的掌门人陆运涛，是新加坡首富陆佑之子，也是后来邵逸夫在香港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返港“救”业
创业30年之际，邵氏兄弟在南洋已经拥有了131家影院和十来家娱乐场所。不同于新加坡的局面大开，邵氏兄弟在香港的经营遇到了重大危机。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产大亨历来是最强势的金主。富豪榜上绝大多数的席位，是为地产界名流预备的。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逐渐眼热，一心想进入地产业。此时，由邵邨人和儿子经营的“邵氏父子公司”，正在同业的竞争中岌岌可危。
邵邨人是兄弟中性格较为保守的一个。他知道投资拍片可能会获得高额回报，但担心个中风险，所以一直以放映为业。经营戏院回报率低，但是风险小。进入50年代后，邵邨人进入地产业，选择清水湾的地皮作为未来邵氏父子公司的片场。因为邵氏父子在香港制片业务急剧萎缩，邵邨人将其中一个片场以270万变卖，随后在九龙弥敦道置地，兴建了二十多层的“邵氏大厦”。邵逸夫来港后，便在这里暂时栖身。
得知邵家在港的电影业务大不如前，刚刚结束第二次欧美采购之行的邵逸夫连夜从新加坡给二哥写信。十多天后，收到回信。二哥明确表示：目前家族影业处境维艰，已无心恋战，冀家中弟兄能有一人，来港主持邵氏影业。
1957年初秋，邵逸夫离开了打拼30年的南洋，只身来港。这一年，他50岁。半年后，“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出任总裁。他的时代来临了。
明星战略
就在邵逸夫抵港的前一年，老演员王元龙领衔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年后更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台湾当局声明：为阻止宣扬赤党思想的影片流入台湾，非“自由总会”会员机构拍摄的影片，不准进入台湾市场。“总会”成立后，香港影坛正式出现左右两派。
1950年代，因为内地政局风云突变，香港影业公司无法进入内地市场。为了让邵氏的影片不致丧失台湾市场，邵氏兄弟加入了自由总会。
深谙市场的邵逸夫很清楚：左派只在官方主导的市场有竞争优势，但香港是纯市场环境，所以他的对手一直在那些自由派中间。放眼整个香港影坛，眼前最强劲的对手，依然是从新加坡就开始较量的陆运涛。
在后来的影史记载中，陆运涛这位13岁便奔赴瑞士、英国，修读文学和历史的海归派，不仅作风洋化，而且视野开阔，极其喜爱文艺。早在1948年，比邵逸夫年幼8岁的陆运涛便成立了国际戏院有限公司，同时大举引进宽银幕、新式放映机。他以从事电影发行进入电影圈，旗下四十多间戏院，1951年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这便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的前身。
1953年，陆运涛的“国泰机构”正式登陆香港，成立子公司，设立“粤语组”，试探粤语片市场。电懋比起邵氏，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剧本创作。很显然，与文艺气息浓厚的陆运涛相比，编剧是邵逸夫作为制片家的短板。电懋旗下当时最有名的编剧是姚克，由他编剧的《清宫秘史》在内地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批判。除姚克之外，电懋另一位大牌编剧是作家张爱玲。当时大多数的一线明星，全部跟陆运涛的公司有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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