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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一直是农村建设中最受瞩目的问题之一。从教育新闻网可知，近年来，公益界一直倡导并践行着“一对一”定向捐助及支教模式，希冀提高乡村教育水平。
如今，一个名为“烛光行动”的项目兴起，并倡导“资教”，即用本地的资源解决本地的问题。项目负责人于奇文认为，“乡村教育的未来在于教师，没有了讲台上的那个人，一切都是徒劳”。
一次被拒绝的捐助
据教育资讯获悉，三年前，做企业的于奇文与公益毫不沾边。2012年底，他看到一则新闻，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童，因躲在垃圾桶里取暖，一氧化碳中毒，闷死在垃圾桶。于奇文看了很有感触，当天他刚送完孩子去学校，儿子还在车上调皮捣蛋。于奇文将这则新闻分享到了朋友圈，很多朋友响应，孩子们的惨痛遭遇，激发了一群企业为乡村孩子做点什么的想法。
于奇文带头，找到了贵州当地一所乡村学校校长。电话中，于奇文提出一对一捐资助学。没想到，他的要求遭到了校长拒绝。
“这是我第一次跟校长通电话，但给我的触动太大。他说，先生，我很感谢你的爱心，但说心里话，学校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帮助。”于奇文回忆，这位校长跟他详细解释了原因。
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实行十多年，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学校提供营养午餐，乡村的失学儿童越来越少。对于那些辍学儿童，不是每个月几百块钱的资助就能解决。校长告诉于奇文，他不希望孩子们养成伸手等钱的习惯，而是凭自己双手获得。
校长的话彻底打动了于奇文，也颠覆了他的公益理念。2013年，他去了11趟贵州，跟校长、老师坐在田间地头聊天。
他一直思考，公益人士的帮扶究竟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什么？“结果我痛苦地发现：一年多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给孩子太多改变，而更多的是作为我们自身的一种满足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于奇文开始反思，“原来做公益不是我们想带给他们什么，想让他们怎么样，而是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最重要是讲台上那个人
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于奇文了解到，他们最需要的是站在讲台上那个人，乡村学校现在最缺的就是老师。
于奇文告诉媒体，那个曾拒绝他的校长所在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规模小学，共350多个孩子，学校有23人的公办教师编制，实际教师人数只有12人。其中在岗的只有11人，这11个中还有5个是当年从民办老师转过来的，年龄将近60岁。也就是说，整个学校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的只有五六个年轻老师。他们要管理这么多的孩子，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教育资源很匮乏。
曾经有一次，于奇文及团队一群人到了贵州都很激动，一次性捐了70多台电脑、一个电子阅览室、一个电脑教室，教室里的黑板换成了电子投影白板，花了三四十万。但钱花完了之后，这些设备用不上，因为没有老师能够教孩子使用。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再大规模的硬件投入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再漂亮的教室不过是一栋水泥房子、再丰富的图书室不过是一间印刷品库房、再先进的计算机不过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合品”，于奇文说。
于是，企业家出身的于奇文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父母心公益基金下面，发起了“烛光行动—乡村资教计划”。
据悉，“烛光行动”自2014年1月启动至2014年12月底，已在贵州建了4所“烛光小学”，招聘了24名老师，服务约1400名乡村学生。2015年，他们计划在国家级贫困县再建20所“烛光小学”，服务6000名在校学生。
政协委员热议“资教”
于奇文告诉媒体，他曾经跟许多乡村学校校长、老师建议，从教育机构引进一些支教老师，但他们很不接受。
一般支教老师来得时间短，即便能坚守久一些，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原样。另外，频繁的人员更替不仅导致师资队伍不稳定，更让孩子们极为不适应。
与“支教”相比，“资教”的核心就是本地化，用本地老师到本地学校教本地孩子。招聘的“烛光教师”以当地县城及周边应届及往届的教育专业毕业生为主体，既然提供优厚薪资，也提供进修机会，还在学校设立了“烛光奖金”，奖励包括公办老师在内的优秀老师。
于奇文认为，在本地教学，没有去外地支教的孤独感，只要有机会就能在当地扎下根来。“过去的教育是崇尚‘鲤鱼跳龙门’，去城市里生活，这样的教育模式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外流。乡村没有了人才，就愈加困窘。而‘烛光小学’要告诉孩子，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脱离贫困的家乡，而是帮助家乡脱离贫困”，他强调。
今年两会期间，“资教”这种乡村教育模式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西宁市第十四中学老师庞晓丽去青海省一中学调研发现，乡村老师很难留得住，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公办老师严重缺编，是乡村老师离开的主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武鸿麟也认为，目前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乡村老师的缺编是一个难题。
相比一对一资助模式及传统的支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理事王名说，“让当地人帮助当地人，再引入民间和社会力量，可大大降低办学成本”。他也建议，与政府开展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弥补了乡村教育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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