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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并非都是人们眼中那般高深莫测，总会有一些人们习以为常，却又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重口味”。教育新闻了解到，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高建伟，就曾以一篇《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而且被评为优秀。
《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答辩中被评优秀
“《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选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学生动了脑筋，不是应付性地写论文，也的确很有意思。”时隔八年，高建伟的导师李亚雄对这篇论文仍记忆犹新，“屁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比较粗俗的现象，甚至是一种忌讳，而社会学，尤其是西方社会学有专门针对禁忌的研究，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如何对待它，从这个独有的视角，也可以一窥社会的情况和变化。”
论文一开篇，高建伟便坦言身边人的不解，并讲述了选题的来由——看似是“偶然”受网上两篇有关屁的故事启发，实则源于他一贯以来对“社会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的思考。他相信，从“屁”这样一个“小角落”入手，可以相对更容易地界定它的界限。当我们能够完全地捕捉到其现象、特征和运作机理时，就能够发现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
“他文笔很不错，思路也很清楚，”李亚雄对论文颇为赞赏，“因为不方便做实际调查，所以他主要是通过文献分析，引经据典，把屁的发生学、在不同时代的纵向发展、背后的社会含义呈现出来。我只是提了些小建议，例如理论上要以小见大，把屁本身禁忌的含义、发展、功能、原因、机制都搞清楚。在讨论环节，跟相似研究进行对话，对理论有所提升，像法国学者埃利亚斯研究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习俗，有一种关怀，有现代性的发展。另外，在案例上尽量更加充实，结合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和情况进行分析，让文章更加生动。”
据李亚雄回忆，论文开题时，老师们刚看到这个题目都笑了起来，但“笑”过之后，大家还是都很快从专业角度探讨它的学术价值，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做论文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总找一些很大的题目，研究问题并不清楚，自己也未必真感兴趣，并且之前已经有大量类似研究，而他的研究另辟蹊径，在重复性研究泛滥的情况下，更显得珍贵，所以老师们普遍是比较支持和赞赏的。”李亚雄表示，“答辩效果也很好，还被评了优秀。”
作为老师，李亚雄很欢迎这种“来源于生活，有人文关怀”的选题，“其实外国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的厕所，讲中国人原来是用什么样的厕所，观念上怎么看厕所，中国人往往把厕所看成最脏的地方，而外国人认为厕所应该是最干净的地方，再加上科技系统的介入，对健康和阻止疾病传播等都有影响。从厕所窥探中国人卫生的现代性，不光是观念，还有制度和技术，最终写出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在李亚雄看来，“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挖掘，没必要总去重复一些意义不大的选题，一些看上去另类或小众的选题往往更值得思考，也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调查“拉拉”自己差点动心
说到小众，人类学从来都不缺乏犀利的研究。据相关教育新闻网了解，早在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杨玲就将目光聚焦到北京的“拉拉”(女同性恋)群体。
谈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作为调查对象，杨玲在后记中表示，自己也一直说不太好，“也许是因为好奇，或是因为具有挑战性。”尽管有所准备，但第一次真正在酒吧见到一群女同性恋者，杨玲心里还是很忐忑，“她们是不是很奇怪，是否会接受我的调查，我自身会不会有某种危险等等，这些想法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不是恐同，但因为我对女同性恋的无知，让我第一次接触她们还是有点恐惧。”
为了遵循人类学调查的原则，也为了避免麻烦，杨玲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异性恋者，已婚，来做调查。但在融入拉拉圈中深入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杨玲发现自己居然也对女孩有点心动的感觉，虽说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她还是有些恐惧。她逃避了一段时间，不再和拉拉圈中的人有任何联系，甚至想过放弃调查，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2006年3月，杨玲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查，“通过深入访谈和平时的交往，以及拉拉圈中的其他人来了解一个拉拉的成长过程和爱情经历。”
与此同时，杨玲也在反思，“我为什么是异性恋，为什么多数人是异性恋。”她发现，自己在生活中对男性和女性会自然地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我和女性在一起时，我不会示弱，不会表现温柔，不会想到要女性照顾我，反而很自然地我会表现得比较坚强与自立，不会特地表现自己女性的一面。而跟男性在一起时，我就会比较容易地表现出比较温柔，会自然地觉得男性应该在某些方面照顾自己，比较容易表现出自己女性的一面。”在杨玲看来，这种方式的选择是从小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它告诉了我作为一个女性应该如何做”。
在前后历时近两年的调查中，杨玲接触了300多个拉拉，其中深入交往30多个。在大量的观察和访谈后，她发现人的一生当中性取向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如果不强调爱情关系中性别的差异，那么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就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了。”
与“小姐”一起喝茶聊天
作为杨玲的同门，郭丽香的研究对象也不同寻常——四川省Y县性工作者，通俗点说，就是“小姐”。
起初，郭丽香对“小姐”的讨论，更多只是些“是是非非”的评判。直到2004年12月，她参与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之一——对四川、云南两省“小姐”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干预地方经验片的拍摄。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的态度，让她抛开道德评判问题，用“很平的眼光”去看她们，去感受她们的感受。在她看来，这正是王小波所说的“做一个思想的精英比做一个道德的精英更重要”。
郭丽香想知道，为什么做“小姐”的大多是穷人？为什么做“小姐”的有那么多人来自民风最为质朴的农村？
在调查过程中，郭丽香和小组成员不停地走街串巷，有的场所在街边的楼房里，有的又在半地下室里。场所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类型包括各种娱乐城、夜总会、歌舞厅、发廊、休闲城、保健场所、茶馆。郭丽香绘制了一张图表，列出的场所多达53个。
“我自己都很难想象自己会和她们融洽相处。我每次去Y县都要和其中的一个‘小姐’联系，她性格比较开朗，喜欢咋咋呼呼，我很喜欢她。至于为什么选择做‘小姐’，她会告诉我她怕累，不愿意去做服务员，给我这样一个很轻松的解释。”与“小姐”的相处让郭丽香有太多的意想不到，“我理解她们生活的不易，和其他小姐的交往也还好。我们会随意地坐在一起喝柠檬茶，谈喜好，‘上班’情况以及对男人的看法。”
然而，谈到性病和艾滋病的预防干预，问题又变得沉重起来。据Y县疾病控制中心医生介绍，参与疾控中心的免费体检的低龄“小姐”中，已经染上轻、中度性病的人数占80%左右，这些人都是潜在可能感染HIV病毒的高危群体。郭丽香希望，在摸清“小姐”的组织和流动中同宗、同乡、同学、同伴等特点后，可以为这类人群的“防艾”工作提供更多线索，减少悲剧的发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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