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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国家首个宪法日，海南省文昌市下了一场清冷小雨。81岁的符福山，在家接到文昌法院的电话，欲了解海南省高院转发的“强奸冤案”信访案。他穿好雨衣挥别妻子出门，准备等法院了解完案情，再次到市委组织部、政法委等部门信访。中国教育新闻网了解到，从1974年到2014年——40年来，符福山辗转政府各部门，接连就所谓的“强奸冤案”信访达数百余次。
这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1973年，一桩“奸污”谜案，将符福山的人生划成了对等的两半：前40年，他是人民教师；后40年，他被三女生揭发奸污，遭除名并一生背负辱名。符福山声称是“冤案”，四处申诉平反，至今40年无果。
符福山40年不懈的行动，终唤起当年3个“被奸污”女学生的良心回归。如今，她们齐齐作证：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当年3人受人蛊惑，作伪证诬告“遭奸污”。她们期待法治与真相的归来，希望官方还原事实，给予老师平反。对此，文昌市政法委表示：当年调查程序不规范，结论有失实之处。但现3名“受害女生”的新证词，不足以推翻原案。一起“奸污”谜案，久拖四十年未决，真相何以如此遥远？为此，媒体两赴海南调查。
被指“奸污”3名女生
81岁的符福山，家住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泰山村。造访其家，需绕行重重弯道，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从他家门前经过。身为地道农民的符福山，肤色黧黑身形消瘦，皱纹如沟壑爬满脸庞。如今他育有三子，但都不怎么识字，站在他身后的妻子，俯身驮背，说一口外人听不懂的方言。
符福山出现在媒体镜头前时，穿着一套老式军绿色中山装，头发修剪得甚是整洁。走进他居住的低矮厢房，一幅彩色、崭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合影油画，映入眼帘。符福山说，那是他从镇上油画店买的。符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写能画的老人，40年前，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人民教师。
因被揭发“奸污”3名女学生，1973年符福山遭组织部除名，40年时间里，他一直头顶“强奸犯”的辱名，为乡邻所鄙夷。同时，因多达数百次的“申冤信访”，他也为众人所同情。2010年，文昌市政法委一纸措辞委婉的《涉法涉诉协议》，让符福山成了一个彻底的老上访户。事情，还需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海南行政区划隶属广东，设有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
1962年，符福山从海南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文昌县当时的抱罗公社任教。其先是在梅桂山小学（当时为立新小学）任教，负责学校的文艺、思想宣传，1969年下半年他被调到东风小学。据其回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此前任教的梅桂山小学，存在两个派系：一个是学校领导符某和陈某组成的“旗派”，一个是他参与的“联派”。
据符福山称，因卷入派系斗争，一场搜集他材料罗列其“罪名”的行动，在梅桂山小学展开。一个特殊的背景是，符福山先后在梅桂山小学和东风小学任教，均担任文娱老师。据其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派性之间的互相攻击，使他成为牺牲品。
“1968年到1970年里，校方旗派的人说我在校任文娱教师期间，先后奸污了学校里的3名女学生，而且还有她们的亲笔检举信。”令他倍感震惊的是，3名检举的女生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这3名女生，正是他身为学校文娱老师名下思想宣传队的队员；还有一名指控与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叫林秋梅，是他早年表白遭拒的对象，并非学生身份。
符福山表示，1970年7月25日，“旗派”的人员将他关进了公社一间不到3平方米的小屋子，开始轮流审讯，并采取暴力让其承认强奸女学生。“我当时坚决不承认，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就叫来了我母亲，逼迫我承认。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以及家破人亡，我只好承认了同她们通奸，并且摁上了手印。”
1972年10月，抱罗学区专案小组在红旗小学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会上由抱罗公社文教助理何一洲，宣布将符福山开除出教师队伍。
从此，符福山被遣回到了老家文昌市头苑办事处造福管区泰山村，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受尽歧视屡次“申冤”
从相关教育新闻网了解到，被指多次奸污多名女学生的符福山，在遭学校口头宣布开除教师队伍后，并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正式文件通知。媒体调阅当年的原始档案发现，时隔一年之后，即在1973年10月17日，文昌县委组织部才正式做出（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这份迟到一年之久的官方决定文件，保存在如今的文昌市委组织部《文化大革命审查报告》中。
该原件已经泛黄，文件内容如是——符福山系有妇之夫，由于道德品质败坏，作风恶劣，在当教师期间，先后奸污女学生3名，戏弄3名——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符在抱罗公社立新小学在任教期间，乘“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之机，拉拢一些男、女学生到符房间睡觉。该文称称，符福山多次奸污女学生，决定给予开除教师队伍。
“既然认定我奸污3名女学生，当时为什么不判我流氓罪名，拉去枪毙？”符福山称即使在今天，强奸幼女也是犯罪，更何况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据此，他表示，当时由于对方“捏造”的证据不足，故没有办法“法办”自己，仅是给予开除教师队伍的决定。
从一名人民教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身负辱名的农民，符福山称自己在乡亲们中开始了忍辱负重的生活。符福山透露，从最初村民对他的尊敬，到后来“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认为是假的，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到过申冤，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哪有条件去申诉？”
符福山的大儿子称，父亲被除名返回老家后，因其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他和两个弟弟生活、学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三兄弟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都对其大肆嘲笑，称他们是强奸犯的儿子，最终，兄弟三人都没有顺利小学毕业，便返家务农了。
符福山表示，因违心承认奸污女学生，对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严重影响，大约从1974年起他开始了申诉之路。“1977年，我连续上访后，案件曾出现一线转机。”符福山称，当年文昌县教育局通知他，可到县组织部领取复职介绍信，但前提是“要承认奸污一名女生，才可恢复工作”。
1978年，符福山通过书面形式承认在“文革”时，与13岁的女学生林晴发生了性关系。“过去承认，现在承认，将来承认，入土后也承认。”这份承认说明书，同样在原始档案中被保留下来。但事后符福山并未恢复教职，事情真相的调查被耽搁下来，直至改革开放。
1982年前后，不少事情都得到了平反。此时，符福山想及自己的事情也应该给个清白，遂开始向文昌市教育局等部门继续信访，然而因1978年签下书面承认书，他并未等来结果。从此，他胸前常挂一个要求平反的牌子，经常出入政府部门。后来，又做了一个牌子安在了单车上，天天上街申冤，希望能得到平反。
三女生齐称系“诬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经多年上访，该案为何没有进入调查视野？对此，时任文昌县教育局办公室一位陈姓主任曾透露：类似符福山这种事情，“文革”时期在文昌曾经发生很多起。
1978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专门的平反机构，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于当年教育局找不到揭发的那3名女生，该案未能展开全面调查，真相的彻查也就被耽搁。不过符福山另称，原来学校的领导、派系的对方在改革开放后调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无法正常进行调查。对此，文昌教育局及组织部，均否认此说法。
事情的再一次转机，出现在2004年。符福山称，他当年的学生符积炳在听说其信访遭遇后，深为同情，开始替他寻找当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积炳致电符福山，让他到文昌市城区的某一个茶馆见一个人。到了茶馆后，符福山看到了符积炳和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个女人就是林会群，30多年没有见面的学生了，我根本认不出来。”
“林会群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后来，她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听了以后简直是难以置信。原来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教唆女学生，以推荐升学为由，让学生编造被我强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称，当他听闻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既震惊又愤怒。
从2005年开始，在符积炳的帮助下，当年称“被强奸”的三个女学生被逐一找到。她们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符福山和3人见面后获知，当时被诬陷的经过几乎一致：“由学校当时一位老师写好揭发材料，然后再由学生抄写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师奸污学生的罪状”。
12月4日，媒体经由符积炳，联系上了案发当事人。谈及具体“揭发”原因，林晴和林会群均称：“文革”爆发后，当时的中学并没有正规的高中招录考试。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她们听从派系头头潘某的“教导”，抄材料揭发符福山奸污自己，以换取上高中的机会。
“当时，我们都只有13岁，对性的概念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清楚。”林会群回忆，当时她们正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小学为五年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上高中需“推荐”。
林会群澄清称，当被告知整黑材料，揭发符福山才有机会上高中，两人没多想后果，便参与了“揭发”。1969年，在参与揭发后，林会群称自己和林晴都如愿升上高中。但之后，她们两人均背上了被奸污、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名声，自己也成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与林会群两人分别远嫁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和昌江黎族自治县。
30余年过去，两人都已嫁为人妻生儿育女。2006年，当听闻符福山还活着，并为“奸污”一案信访达三十余年，林会群和林晴均表示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
媒体梳理该案发现，从2005年开始，符福山被指“奸污”女学生求申冤平反的新闻开始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随后，林晴与林会群分别写证词，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启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县委组织部发出的（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女学生”中，除林晴、林会群、林庆菊外，还有林秋梅。不过林秋梅公开回应称，自己并非学生，她因年龄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经向她求过婚，遭拒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来往过。在这份组织部发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学生的名义牵扯进来，自己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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