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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防火,防盗,防文艺青年

年轻人应该从12岁以后就要防火防盗防文艺青年。因为文艺青年缺乏知识的专业进路和生活上的专业技能,同时放大自己的腔调与影响力,导致任何意义上的文艺青年都处在理性自负的神经病状态。这些人私底下每天都想把自己杀死但又怕痛,导致这些人一辈子一事无成。因此指望这些文艺青年为你的残酷而又愚蠢…

年轻人应该从12岁以后就要防火防盗防文艺青年。因为文艺青年缺乏知识的专业进路和生活上的专业技能,同时放大自己的腔调与影响力,导致任何意义上的文艺青年都处在理性自负的神经病状态。


论防火,防盗,防文艺青年


这些人私底下每天都想把自己杀死但又怕痛,导致这些人一辈子一事无成。因此指望这些文艺青年为你的残酷而又愚蠢的青春岁月提供某种精神动力,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更多的时候,你的生活有多糟糕,就意味着你被文艺青年带到阴沟里有多深。

常态下,如果一个人到了40岁还表现出文艺青年的腔调,基本上这个人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废物了。

那么如何鉴别一个人是不是文艺青年呢,有三个小标志可以拿来分析,第一是赶时髦,什么流行就搞什么,第二是使劲显摆自己有个性,各种做,各种耍酷,第三就是懒惰,非常懒惰,不积蓄,不节俭,稍微有点钱就去穷游。

我这么开玩笑一般地说出文艺青年的错误,既是对自己的青葱岁月的反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可能存在的错误的一个提醒。为什么文艺青年会处在这种一个错误的状态,其实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他们普遍都没有终极目标,因此只能锁定一些当下的目标来展开自己的行为。

这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习惯,当我们失去了终极的目的,我们就只能在此时此刻插科打诨,类似于一个小孩子在一片平静的水面扔出去一个小石头然后等待水面兴起细小的波浪,如此我们就开始认定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但是,人生的意义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太复杂了,太幽暗了,以至于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在自己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的状态下,稀里糊涂渡过了这一生。

圣经启示很好地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人生是向着标杆直跑。

不要小看这句话,你要理解这句话,你得首先理解,什么是标杆。其次你得坚持,你始终在奔跑,不能停下来,任何人在任何非标杆的位置停下来,就是他的人生之死。

只有当你理解了这两点,你才能真正理解你的人生的意义。

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的很多话,看似简单,其实属于真理式的表达,这就是做一名基督徒的好处,能够养成一种基于圣经启示的直觉判断力,能够展开对自己可能存在的错误的批评。比如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想起这句话,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你就会追问自己,我的标杆是什么,我一直在奔跑吗,我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可能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是不是有点懒惰,有些懈怠,有点低水平的满足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批评文艺青年的种种错误,我们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想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鼓励一个人向着标杆直跑。如此就可以摆脱文艺青年的种种陷阱。

论康德可能存在的错误

要讨论康德可能存在的错误,或许应该从讨论安兰德的错误和罗尔斯的错误开始。事实上,安兰德的错误和罗尔斯的错误是一样的,但进路不同。两个人都从康德的思想出发,但后来都背离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也就是说,他们在否定康德的思想体系之后,才提出他们的思想。

安兰德的错误在于把人的关于财产的权利置于最高的“绝对命令”之上,罗尔斯的错误在于把人的关于正义的权利置于最高的“绝对命令”之上,因而共同丢失了人类最为宝贵的关于自己的审视与怀疑,进而丢失了批评的对象,把每个人都抬高到超越上帝存在的程度,从而构成了理性的自负。安兰德的理性自负是一种市场自由交换意义上的理性自负,罗尔斯的理性自负是一种基于每个人的个人权利意义上的理性自负。由此,两个人都是从自由主义的进路出发,走向了另一种理想国的绝境。两个人的合作,将左倾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潮带到了深渊,并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的格局。

看来,考察当代思想史的一些重要的流派,康德是一个分析工具。当然,我并不认为康德的思想体系是完美的,他的三大批判,都是立足于超验秩序和绝对命令之下的关于人类理性知识的模型建构与演绎。也就是说,康德试图在人的建设的意义上给出一个方法论体系,即一个人如何成为理性之人,如何成为道德之人,如何成为美的人。

问题是,立足于这个看得见的有限的世界,当一个人真正的实现了康德所描述的理性之人,道德之人,和美的人这三个重要的自由即自治的境界,然后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人必须走向死亡的结果,那么这种当下的人的自由的建设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种自由即自律并不能有效解决人类的死亡问题,我们辛辛苦苦地建设一个短期的注定要消失的自己,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亚当斯密和涂尔干都提出过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思想的缺陷非常明显,他没有深度思考过人的生命的救赎命题,以至于他可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出现一种绝望状态,并有可能在理性和知识的意义上丢失掉人类必要的敬畏。某种意义上,这可能也是德国人的集体缺陷,他们是一群理性能力和知识能力极其发达的人,然而却总是在关于生命、关于终极价值的层面败下阵来。

康德和德国人的精神习惯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沉思必然的死亡问题,否则任何思想的建构和知识的发现,都有可能成为人作恶的工具,而且永远不能满足我们孤独的灵魂。

仔细想想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当我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我们却从来不思考死亡问题,我们的这忙忙碌碌的一生,是不是也是一种醒目的作恶呢。看看我们的历史,到处都是悲剧,我们从一个美好的期许开始,却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愿意很有可能在于,我们从未思考过死亡。

这种思考让我意识到,怪不得有些中国人把康德理解为德国小孔子。

标签:文艺 青年 个性 2018年11月29日 10:00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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