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边缘人 但始终关注着

阎云翔说，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做一个边缘人。

虽为学者，他却不太关心学界的事情，更不关心流行的理论，只在自己的一隅钻研真正有兴趣和喜欢的东西。就像一位隐逸世外的侠客，不论江湖上如何群雄并起、门派叠出，都不争浮名、且自逍遥。华山虽高，然心中自有天地。

做世外高人，不是淡泊世事、独来独往就可以了，须有世间公认的过人造诣。阎云翔是有这个资格的：1996年，他用博士论文改写的民族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在美国出版，引发了西方学术圈的广泛关注，阎云翔在人类学界一鸣惊人，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期刊《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如是评价：“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该领域。”；2005年，《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评委会在颁奖辞中称：“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阎云翔并没有“乘胜追击”。《私人生活的变革》之后，他将重心从个案的民族志转向了宏观研究，跳出熟悉的下岬村，开始思考整体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变迁。十余年里，他只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全心酝酿的《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斟酌数载，仍未停笔。尽管这些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中国问题，其中也不乏“做好事被讹”和“食品安全”这样的热点话题，却很少对时事发声。在他看来，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复杂、太丰富、太难以令人琢磨，任何简单地、孤立地谈论某一现象，都是表面的、不准确的。他试图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次的智识关怀，而非公知性的振臂高呼和一剑封喉，更不是直接地用于社会改造。不过，这无疑也意味着放弃了一条接近公众的捷径，所以一直以来阎云翔的名字都是“墙内开花墙外不香”。

包括这一次的对话，原本他谈兴大开，聊到末时，不禁讲出了心底从未向外人道的一桩心志，颇于其理性常态之外彰显出些许潇洒性情。却最终出于谨慎和谦逊，恳请在文中略去此段。以传播效果而言，若此言未隐，必定可引来许多路人围观。只是这般虚泛热闹，并不是他所在意的。

遗世独立者往往是奇人，阎云翔的人生也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66年，因为父亲曾在北京开过窗帘店，阎云翔一家被打成资本家遣返原籍山东临邑。1971年8月，17岁的阎云翔为了逃离饥饿，口袋里装着4块8毛钱，买了一张2毛钱的站台票，跳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因为没票，他沿途被收容了两次，但也因此可以敞开肚皮吃红高粱饭。最终，他在黑龙江双城县一个叫下岬村的地方落脚。在那个户籍严格管制的年代，阎云翔的迁移算作“盲流”，何况他的出身还是黑五类，下岬村为是否收留他发生了激烈争吵。阎云翔幸运地遇到了好人，生产队同意他留下，尽管没有户口，但队上给他记工分，他也就能有一份口粮了。阎云翔笑称自己如今看起来瘦小体弱，那时候也不怎么样，干活总是最差劲的一个。他也考过民办教师或代课老师，面试过征兵，但因为出身不好，都无果而终。就这样，他在村里度过了7年时光，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复习了近五个月，以小学五年级的底子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阎云翔继续深造，攻读了民俗学和神话学，随后留校工作一年半。1986年，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至今定居美国。

但下岬村并未从他的生命中远去。刚到北大时，第一次班会他进教室后提了一下裤子，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腋下，这是在村里养成的生活习惯，下意识的，一时改不过来。1989年，为了写作博士论文，阎云翔时隔11年重回下岬村。此后的几十年，他多次回访下岬村，熟悉的人与环境为他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优势的样本，《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讲的都是下岬村的故事。

从礼物的研究开始，阎云翔把关注点放在了下岬村的社会网络和价值观念上。承接于此，他继续观察村子里的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变迁，由此提出了中国社会个人主义崛起和“无公德个人”的概念。由此往后，个体化转型就成为了其研究内容的核心。

这是一个连接五四乃至晚清的命题，个体从重重伦理关系的捆绑中解脱，获得独立自由的地位，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变革。阎云翔发现，当代中国基于传统崩解、国家权力松绑和消费主义潮流而崛起的个人主义，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独立、自主、自觉的个体，个体性不仅只限于私人领域而未能扩展至公共领域，而且片面的欲望合理化造成了极端的自我中心，产生了一系列情感和道德危机以及公共生活的衰落。在他看来，尽管个体化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把个体当作达到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的中国文化，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以个体存在为目的的西方经典个体主义。

作为进入当代中国诸多问题的一条路径，“个体化”无疑是阎云翔最大的发现和创造，在后续的不断研究中，他围绕着这个基础概念发展出自己完整的理论框架。不过，过于全面的解释力似乎也在难以避免地削弱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强大的逻辑自洽未必总是等同于真实面相。

而且，人类学的理性结论来源于此时此刻质性的田野调查，当调查样本发生变化时，许多结论也面临“时过境迁”的局面；同时，一时一地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更宏观的代表性，也存在着一定的讨论空间。

对此，阎云翔显然是保持清醒的。那本《德行的尴尬》之所以迟迟未完，就是他不断修正自我的结果。尽管很早就决定做一个丁克，但他一直关注着青年人。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无公德个人的一个可喜转变，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中国，90后、00后的青年表现出更强的“同理心”，在公德问题上表现得比他们的父辈好很多。这表明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虽然痛苦、复杂和纠结，却绝不是一片黑暗。由此，阎云翔觉得，或许中国的个体主义能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在很多妥协和妥协之后的磨合、综合中产生一种新的复合体。可能我们仍然会觉得个体在更高层次的目的面前是渺小的，但是个体会强烈要求那个更高层次的目的考虑到自己的权利、自由、需求、欲望、空间，从而减少个体发展与更高目的的冲突矛盾，实现对公共领域的重新建构。

只是，他也发现如今的青年正在越来越缺少叛逆性，这是一个世界现象，代沟缩小、反抗性示弱的一代人究竟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改变，便不得不重新打上一个待解的问号。不过，阎云翔还说：“一个好的社会是需要所有人努力的，青年人没有义务承担所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承担所有指责，这其中出现的任何现象都是社会整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