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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走进来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因为一本《邓小平时代》，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溢出了学术圈，成为了大众明星般的人物。另类文学获悉，这是10月28日的下午，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的演讲厅。傅高义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讲话时眼睛微微眯起，像是一个慈祥的中国老人。他的演讲题目是《中日关系：源远流长》。
这个题目对他而言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据中国文学史了解，他最开始研究的是日本，一本《日本第一》让他成为了日本史上最畅销的西方作家，这一记录，迄今没有被超越。他走路已经有些颤颤巍巍，但体力和脑力都称得上惊人——在讲台上一站1个半小时，不用PPT就能准确地讲述起一千多年来中日交往的历史，连每一个数字都记得精确。没有几个85岁的老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题目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侧重于历史而非现实的演讲。他将中日之间交往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主要是中国的唐代。而后面的三个阶段，则更多是中国向日本学习。从日本的遣唐使团，讲到邓小平访日，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史料丰富但却很少有他个人的评判，来听讲座的学生有的奋笔疾书做笔记，有的已经昏昏欲睡。
这和他的皇皇巨著《邓小平时代》的遭遇颇为类似，其翔实的史料被无数人追捧，然而亦有学者并不认可这本书，“有史料而无史识”。
相比起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更有意思一些。他评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一个有意思的复合体。”一方面，安倍受自己外祖父岸信介——二战甲级战犯之一——的影响很深，深信“战争胜利者即是公正的、道德的，而战败者则无公正和道德可言。”另一方面，傅高义则认为，安倍也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希望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改善日中、日韩、日美关系。在日本，他还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领导人。
傅高义认为，在邓小平时代，即从1978年到1992年，日本“做得很好”，一方面承认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也给出了不少援助。但遗憾的是，此后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损害。尽管靖国神社对于某些人而言只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但是“日本应该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日本地方政府曾策划要购买“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傅高义认为，日本应该有更加强势的领袖来处理这一问题，避免中日紧张关系激化。但他也认为中国也可以做出努力来改善中日关系，比如在反日的行动上缓一些，不再过度播放一些反日的电影、增加民间交流等。“一旦发起运动，是很难停下来的。”他说，中国的左倾和日本右倾彼此助长，而“历史告诉我们，要远离情绪的主导。”
他对中国的当下也十分关注，他赞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并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也会肯定习近平的反腐成就。被问到中国是更开放还是更保守了，他笑呵呵地说：“当然比几十年前开放多了，但是也有不少西方学者担忧，中国是变得更保守了。”显然，他并不是这些“西方学者”中的一员。“我自己认为还是更开放了。”傅高义说。随后他被一拥而上要求合影的中国学生围住。他乐呵呵地和每一个学生合影，并用中文大声说到：“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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