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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侵华日军在浙江温岭松门一带烧杀抢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温岭惨案”。据中国文学史料记载，在当年的惨案中，40余人遇害，2300多间房屋被烧毁，6000多人无家可归……
多年致力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西南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所教授潘国平，在温岭搜罗了大量史实和资料后，决定成为温岭77人对日索赔团的法律顾问，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讨回公道。
昨天上午，潘国平代表温岭77人对日索赔团，将诉状交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材料已递交至省高院
另类文学获悉，昨天上午，潘国平带着温岭对日索赔团的两名代表来到浙江省高院，他们将厚厚的一叠起诉书及证据资料交给省高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温岭对日索赔团的成员有77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温岭惨案”中的受害人或者其后人，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其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高龄。
77名索赔团成员状告日本政府，拆分成了77个独立的案件，在每份起诉书中，每名原告均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损失人民币200万元，总计1.54亿元。
起诉书中诉称，被告日本政府在中国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与反人道暴行，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必须予以追究。“坦白说，我不知道这起诉讼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是这么多的战争受害者等了几十年，总归要得到一个说法。”潘国平告诉媒体。昨天上午，在确认了原告两名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及潘国平的身份信息后，浙江省高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接收了所有起诉书及证据材料。
潘国平：涉日诉讼难度很大
不过，民间对日诉讼索赔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难度很大，以前大部分都是在日本东京起诉，几乎都败诉了。”潘国平说，“因为对日诉讼还涉及许多法律问题。”潘国平表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
“从文字表述来看，虽然中国政府方面已放弃索赔，但该条文丝毫没有涉及到中国公民对日本的索赔权问题。”潘国平认为，日本最高法院将此条解读为包含中国公民放弃对日本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缺乏法律依据，“‘温岭惨案’受害人仍享有向被告索赔的权利。”
在潘国平看来，对日索赔在国内起诉有一个不利条件，在于立法障碍，即“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国家主权豁免，指的是根据主权平等性引出的一国法院不应该受理以外国政府为被告的案子。
潘国平表示，“从司法实践中看，我国执行的还是国家主权豁免绝对化原则，这导致日本政府几乎不可能在我国成为被告。“他建议，我国应尽快批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明确我国在国家主权豁免权立场由绝对豁免原则转向相对豁免权原则。“这样一来，中国法院管辖和审判‘温岭惨案’受害人对日索赔一案就会变得有理合法。”“希望日本政府可以深刻反省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赔偿在战争中遭受迫害的中国老人们。”潘国平说。日军制造“温岭惨案”
烧毁房屋2300余间6000人无家可归
昨天随同潘国平一起前来提交诉状的还有79岁的温岭老人曾合满，他曾是温岭淋川中学老校长。在1992-1993年期间，松门镇、淋川镇(当时两镇还没有合并)部分离退休干部发起组织了对日民间索赔受害调查，曾合满就是参与者之一。谈起“温岭惨案”，这位老人依旧满腔愤慨。“1941年4月24日，日军以一个班的兵力经新田、牛河头来淋头街骚扰。当时我妈和我避到了北咸田，但是我爸还守在店里。”
曾合满说，日军行进速度非常快，等他爸爸准备撤离时，发现日军已经到了街上，他们强行把曾合满的父亲从家中赶了出来，并一把火烧了房子。
三天之后，大火才熄灭，曾合满父亲在断壁残垣中找出一些被烧焦的米，“父亲当时舍不得扔这些米，加上大火几乎烧完了家中的所有粮食，他就把这些烧焦的米都吃了。”之后，曾合满父亲得了肠胃病，不久出现屙血的症状，几个月后便宣告不治。“日军的残暴罪行，让我不但失去了老家的房子，还让我在年幼时失去了父亲，这样的伤痛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据史料记载，发生在1941年的“温岭惨案”中，侵华日军在温岭松门一带的烧杀抢掠，共造成40余人遇害，民房及庙宇被烧毁2300多间，6000人无家可归。由于家园被烧毁，很多人不得不流浪他乡，过着乞讨生活。战火使得当地瘟疫盛行，松门、淋川的民众因日军的暴行，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老人搜集珍贵史料或成诉讼关键材料
潘国平也是浙江台州人，现在是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军事法研究所负责人。从1995年开始，潘国平就开始关注我国民间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索赔行动，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对日索赔起诉等多起索赔行动。
两年前，浙江杭州一位82岁的鲍永康状告日本政府，因为侵华日军在1937年曾烧毁他家中300平米的房屋，害他家破人亡；潘国平成为了当时鲍永康的诉讼代理人，浙江在线媒体当时全程报道了此事。新闻链接：杭州8旬老人状告日本政府当年烧毁其家园索赔1.09亿
今年5月份，潘国平看到家乡的一份报纸报纸报道了温岭当地一些离退休干部发起对日索赔，他难掩心中激动之情，马上从重庆赶往温岭，和老人们见了面，并到当地党史办了解情况，介入温岭民间对日索赔案。
在看了当地几位老人搜集的一叠叠已经泛黄的材料后，潘国平心生安慰，“这些资料无比珍贵，或许将成为案件诉讼的关键。”潘国平告诉媒体，从以往的索赔案例来看，诉讼最难的地方在于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好在经过曾合满等人的努力，日军制造的这起“温岭惨案”不但有充分的调查资料作为支撑，还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及其后人的亲历口述，相互之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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