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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从不仅仅是文学，文学曾经是激进思想的温床，作者是思想的恐怖分子，文学也往往留下历史的印记。在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萨义德等人开创的解读体系下，我们学会了从文学中读解出更多的信息，从文学名著《简·爱》中读出“阁楼上的疯女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傲慢与偏见》中频繁的民团调动也逃不开拿破仑在海峡那头的身影，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直接地展现了城市贫民窟的面貌和工业化兴起带来的改变。而柯南·道尔的一系列福尔摩斯故事正是日不落帝国的全面展现，研究者在此用力甚勤，像关矢悦子的《福尔摩斯的饮食与生活研究》就试图从蛛丝马迹中展现当时英国的生活面貌。
后来的福尔摩斯故事创作者往往把敬意和批评兼而有之地灌注进自己的作品，试图让自己的仿作超然于镜铨，也免得画虎不成反类犬。像尼尔·盖曼借用克苏鲁神话体系写成的短篇《绿字的研究》（收录于作品集《易碎品》）、柳广司的《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便是这样的作品。
柳广司不仅将真实人物夏目漱石的伦敦留学经历代入，还在另一层面上对柯南·道尔的真实人生做出了批判（就这点而言，比岛田庄司同样启用夏目漱石的《被诅咒的木乃伊》更进了一步）：柯南·道尔塑造了崇尚理性的神探，也曾为蒙冤的律师乔治·艾达吉翻案，并间接影响了司法体制（朱利安·巴恩斯由此写了小说《亚瑟与乔治》）；可他也相信唯灵论、沉迷降灵会和鬼魂摄影。道尔个人的迷思之外，柳广司更着力批判其在布尔战争中的所为，道尔爵士头衔的赢得，多半要归功于他那本为英国辩护的小册子《南非战争：起源与行为》（这前后两场的英国人和殖民者后裔布尔人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发生的战争，受益者不仅有柯南·道尔，也让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曝得大名）。
借助真实人物并不必然带来真实的效果，有时反而让作品堕入不值一读之境，若没有深层的缘由支撑，关公战秦琼的戏码很容易让人厌倦，但尼古拉斯·迈耶似乎在这点上取得了平衡。
但凡书写福尔摩斯的仿作，泰半承认华生乃“真实存在”的福尔摩斯传记作者，然后假托新得未发表手稿，也顺理成章为真实人物的引进埋下伏笔，尼古拉斯·迈耶也不例外。他发表过三部福尔摩斯的续作，都涉及真实人物（他甚至安排小说《曾达的囚徒》里的拉森迪尔在火车上遇见了福尔摩斯并被立即认出，让两个虚拟人物相逢，这样的双重技巧更显出他的艺高人胆大——同样深谙福学的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也玩过这一套，同样的人物被他玩崩了）。迈耶对福学和莎学相当精通，尤其对福学家威廉·S.巴林-古尔德的著作相当熟稔，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而无论他书写的福尔摩斯还是编导的《星际迷航》均是莎气十足。然而其志不仅在此，以已有中译的《百分之七溶液》和《西区恐怖》观之，迈耶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的要求：往现代性的更深处去……
中国文学网了解到，从疾病传播的速度及造成的死亡人数来看，19世纪的大规模疾病传染有别于史上任何时期：经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洗礼，人口群聚的大城市成了传染病扩散的温床；伴随着工业化趋势而来的贫穷与拥挤破落的居住环境，以及饮水、食物、排泄、盥洗等基本卫生条件不足，使得传染病往往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大英帝国的势力也在此时期达到空前强盛的顶峰，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使得现代西方医学技术突破性的发展、外科手术的精进、麻醉药品的开发与临床应用、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热带医学的研究与发展、医疗体系的制度化等等，帝国—医学—文学三者之间产生微妙的互动。医学保障了帝国的殖民扩展，文学则记录、宣扬、鼓舞帝国的雄心，而帝国的反哺更支撑了医学的进步和文学的兴盛。柯南·道尔让军医华生“从阿富汗来”，《四签名》中的剧毒出自安达曼群岛，也算是其来有自了。
《四签名》的最后，华生抱得美人归，福尔摩斯无案可破又沉湎于百分之七的古柯碱（可卡因）溶液，迈耶的第一部续作《百分之七溶液》恰从福尔摩斯沉溺于古柯碱这一点开始阐发。在19世纪晚期，古柯碱被当做振奋精神、提升体力的灵药，弗洛伊德都曾在1884年发表论文阐明古柯碱有助于治疗忧郁和消化不良。直到1890年代，医界已把古柯碱请下神坛，公众们仍能自由买到各种含古柯碱成分的提神饮料，这种情况至1920年代才结束。身为医生的柯南·道尔不会不知古柯碱形象的盛衰演变，到了发表于1905年的故事《消失的中卫》中福尔摩斯已经泥足深陷，毒魔露出狰狞面目，不复阳光一面。这才有了迈耶发挥的余地，通过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手段，一举解决了福尔摩斯身上童年、厌女、仇敌、毒瘾等几大问题。
迈耶的第二部续作《西区恐怖》，发生于1895年3月的伦敦西区。与脏乱差，天花、霍乱时有发生，留有开膛手身影的东区贫民窟相比，西区的高尚人士面临的是更恐怖的威胁。揭开这一谜题的关键恰是一本案发现场摊开的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Aplaguea'bothyourhouses）！凶手是从印度归来的前军医埃尔克斯，研究鼠疫。在小说中，正是他的发现促使耶尔森、北里柴三郎等人第一次发现了鼠疫杆菌。
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代表巴斯德学派的瑞士人耶尔森和师从科赫的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分别抵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鼠疫杆菌首位发现人之争，不仅仅是医学上的法德两派之争，显然也是殖民帝国之争。在19世纪困扰西方的霍乱正是由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而蔓延甚广的，描写19世纪末白教堂区的英剧《开膛街》中就有霍乱造成恐慌的情节。巴斯德和科赫两学派之争在霍乱弧菌的发现上由德国人拔得头筹，耶尔森在香港的胜利算是扳回一城。
埃尔克斯为报私仇动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险些成为生化恐怖分子的先驱（若把14世纪蒙古人用染病尸体攻城算上，那这仇有点算不清），后幡然悔悟，将尚未酿成大祸的染病尸体付之一炬，打晕福尔摩斯等人强服药水。正是殖民帝国的兴起、交通网的日益完善、全球联系的日益紧密，才使得远虑成为伦敦的近忧，这与今时今日埃博拉病毒只离我们一架飞机的距离何其相似。
书中曾被怀疑是凶手的剧院经理布莱姆·斯托克，正是鼎鼎大名的《德古拉》的作者，德古拉伯爵的吸血鬼传染模式显然有着传染病的象征意义，具有引发大规模扩散的能力，且一时缺乏抑制和医治之力，与德古拉相伴出现的老鼠和蚊蝇，更坐实了这一指涉。
而以疫病为主题的小说，往往更带出社群压力下矛盾公开化或寻找替罪羊的乱象，《西区恐怖》中的警察就因误认凶手是来自印度的帕西人而引来萧伯纳的抗议，“这里不是法国，你最好给我记清楚。你们别想利用排外情绪来误导我们。”
福尔摩斯跟热带疾病的纠缠并没有终结，在柯南道尔的《临终的侦探》一篇中（据福学家推测故事正好是在《西区恐怖》的案子之后），他用相关知识不仅蒙住了华生，还逮到了犯人，不过这一次他是在东区码头从中国苦力那里染上的苏门答腊致命传染病，还有比这更能反映殖民时代的样貌吗？
如果说《百分之七溶液》里的精神分析是辨认20世纪特征的一种时代口音，那么这部《西区恐怖》中所涉及的，则是殖民帝国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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