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医院为何会是昙花一现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医院”，但皆昙花一现。医学水平同样处于形而上学阶段的欧洲中世纪，医院为何能发扬光大？个中原因，恐怕不是教科书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依靠坚船利炮倾销文化”那么简单。中国古代医学的痼疾，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世纪欧洲的一家医院

何为医院？如果我们将医院定义为有固定场所、医患关系中医者主动患者从动、有住院制、有分科、分部门协作、享有开放式学术交流机制的医疗组织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医院可言，有人可能要责难这是以现代视角追溯古人，但有意思的是，现代化医院的基本模式，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奠定的。

据中国文学网了解，拜占庭潘托克拉托尔医院建于1136年，这是中世纪欧洲众多医院中的一个代表。这是一座修道院领导下的医院，由麻风医院和老人之家组成。有50张病床，外加5张机动病床。分为五个区，一区外伤及骨折，二区眼科及腹部疾病，三区妇科，四区和五区收留其他男性患者。每床标配床垫、床单、枕头、被各一条，毯子两条。被子每年拆洗一次。每个病房有火炉三个，厕所二座。每个患者每周洗澡两次。

院长是修道院院长，另有4名修道士帮助管理。主治医师2人，病房主管2人。医生10人，外科医生2人，门诊医生2人。女医1人。每个男病房有护士2人，杂役4人。女病房有女护士4人，女杂役4人。医院有药剂师5人。另有车夫、保姆、厨师、门房、清洁工若干。还有负责丧葬的专门人员。

而患者伙食在当时来说不算好也不算坏：每天850克面包，2盘加油蔬菜，2个洋葱。患者可以自掏腰包额外加餐。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很多“医院”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医院”，但皆昙花一现。文学名著《汉书》卷一二《平帝纪》：“郡国大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央政府在灾荒期间的临时举措，也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医院。在中国这个缺乏公民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医院的设置，常常需要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或宗教势力的帮助，除了大量政府行为外，僧团也逐渐开始涉足医疗组织建设，《续高僧传》卷二《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传》：“（梁天保七年，公元568年）收养疬疾（麻风病），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更著名的佛教医院则是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和福田院。这些病坊有固定场所，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已经具有医院的外壳，但是其内在养成却屡遭打断。

专制政府的一大特点，就是不仅垄断一切权力，甚至还要垄断做好事的机会，僧团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多次大规模的毁佛，尤其唐武宗时期的毁佛，对病坊产生了巨大影响——病坊的主办权被褫夺，转化为官办，这个最能吸引贫民、收拢人心的机构，从此被纳入体制之内，但是正如大多数官办社会功能组织的命运一样，病坊很快就流于形式，从唐人文献中，我们看不到多少依靠病坊得到有效医疗的记载。而且病坊从创办之初，就和慈善事业相混淆，晚唐黄巢进攻关中时，神策军中的那些挂名军籍的市井混混，在急需找人冒名顶替时，竟然都找到了病坊。能替人冒名出征者，大概都是乞丐之流，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病号。

此后的医院组织虽然屡屡出现，但是命运多舛，可以说具备官办组织人亡政息的典型特征，与统治者个人好恶密切相关，比如宋徽宗崇道，就大力发展各种慈善事业，这里也包括医院，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崇宁间……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按：官员考核佳者为最，差者为殿），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中安济坊就相当于医院，居养院相当于赈济所，漏泽园相当于殡葬所。

中国古代医院不能持久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医疗事业，主要由民间医生来承担，而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可以看到，热衷于建立医院者都别有诉求，或者通过医院吸引信众，或者为了赈济灾民展现政府体恤之情，而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这恐怕比政府意志、世俗与宗教势力之争更能解释医院在中国不能持久发展的原因。

首先，中国医患关系的模式不利于医院的产生。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中世纪的欧洲，在十字架下，疾病被看做神给予的历练，或者是个人品德瑕疵所带来的苦难，所以修道院内的医患关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那时几乎很少见有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矛盾。即使是在教外医学中，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即便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犹太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

其次，中国古代医者保密风气严重，善于单打独斗，这也是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石的医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语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医人几乎全部仰赖市场生存，面对患者的择医试医，没有绝招是无法立足的，因此中国传统医界保密风气十分浓厚，直接影响了医学的发展。程衍道说：“间有二三验方，亦惟是父师传之子弟，绝不轻以示人，而其镌行于世者，率皆依样葫芦，时或改头换面，以博名高则已矣。”《千金翼方》卷五《妇人面药第五》：“面脂手膏，衣香藻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露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医者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扁鹊（秦越人）就是死于秦国太医李醢之手，还有医者通过在另一医者药方里擅增毒药的方式嫁祸于人。

被动的医患关系和保密习气带来的就是分科协作的困难。甚至传统的精英思想下，连基本的社会分工都遭到非议，比如孙思邈等就抱怨过医、药分工：“古之善医者，皆自采药……今之为医，不自采药，……古之医有自将采取，阴干暴干皆悉如法，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委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新陈虚实皆不悉。”（《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这是一种传统的精英思想，它追求个体疗效，追求精益求精，唯独对效率毫不在意——一个医者被动等待患者召唤的时代，医者为什么要对效率上心呢？面对疾病的威胁，医人原本就不是唯一的对抗力量，求助咒禁巫术和有病硬抗的大有人在，医者是被动等待患者的召唤，因此医患关系模式也就不必适应“效率医疗”的需求，只需满足“适医阶层”需求即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医者都是云游神仙一般的游医或者坐堂医为主，他们可以有技术上的分科，但是却缺乏组织上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