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因仕途失落 唤醒了当“作家梦”

3月29日，首届路遥文学奖在青岛颁奖，来自各地的学者、专家参加颁奖礼，其中，有路遥生前的师友、路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路遥研究》主编、著名诗人曹谷溪先生。3月29日和3月30日，曹谷溪先生接受了媒体采访。

跟曹谷溪先生相处两天，感觉这位74岁的作家烟瘾特大，跟路遥一样。我看过路遥好多照片，几乎每张照片上，手里都夹着烟。曹先生说：“路遥是我文学朋友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也是烟友，烟瘾戒不了。我给你们说路遥，三天三夜都不重复，故事多了。”

曾经的敌人，一生的朋友

在吞云吐雾中，曹谷溪拉开了思绪。据网络文学获悉，曹谷溪比路遥大8岁，路遥家在清涧县石嘴驿乡王家堡村，曹谷溪家在清涧县郝家焉乡的郭家嘴村，相距不远。由于家贫，7岁时路遥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伯父抚养。

曹谷溪跟路遥接触是1969年。“在‘文革’中，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路遥是‘延川县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军长，时年18岁，大联合时，又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担任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在县里，那可是红人。我呢，1965年，参加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延川，我是惟一听过彭真、周扬报告的人，也是惟一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是彭、周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

当年，曹谷溪遭到路遥所在的造反派组织的审讯、拷打、囚禁。可以说，他们是敌人、仇人。

1970年，曹谷溪被释放出来后，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当通讯干事。也就在这时，路遥的副主任职务被免。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曹谷溪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曹谷溪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古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路遥当着曹谷溪的面哭了。

就在路遥处于低谷之时，曹谷溪接纳了他。他对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汉子!”

路遥后来在为曹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廖。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仕途失落，唤醒“作家梦”

从一个官员一撸到底，路遥又回到他出生的山村，就跟后来他写的《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落差太大，他难以排解心中的痛苦。

曹谷溪说：“1970年春天，路遥的干姐姐刘凤梅(其父亲刘俊宽和路遥的伯父是结拜兄弟)告诉我，有一次她回家见到路遥穿一身白衣服，腰里扎一根麻绳。问他给谁戴孝？他说，给自己戴孝。以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苦闷，这事令人心痛。”

在曹谷溪看来，路遥的政治素养，略高于他的文学素养。他原来的理想不是要当作家，他要当职业政治家。但仕途上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

据另类文学报道，当时，他名不叫“路遥”，叫“王卫国”。造反派的战友尊他为“王军长”；而对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曹谷溪曾目睹过这样的大字报：打跨“黑四野”，勒死“王喂狗”!后来，传达林彪反革命事件，其中林彪有一个“死党”叫王维国。王卫国觉得名字不好，就改名叫“路遥”。

最初看到路遥的习作多是一些“顺口溜”。曹谷溪记得路遥给他一首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尽往人前跑；/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学大寨就要拼命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诗，曹谷溪推荐发表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以后，《延安通讯》上也发表过这首诗作。

可喜的是，路遥异常勤奋。虽回了农村，但三六九地带着习作，进城来找曹谷溪。为给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书学习机会，曹谷溪以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形式，将他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每月发18元误工补贴，和曹谷溪住一个窑洞，共用一张书桌。

当时，县革委会领导对曹谷溪培养文学骨干的活动非常支持。先后将永坪中学的语文教师闻频、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林达、陶正等创作骨干调进县城。后来，林达成为路遥的妻子。

在这个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下乡采访，一起研究稿件，举办诗歌朗诵和文艺晚会。路遥和陶正创作的歌剧《蟠龙坝》、路遥和闻频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在城乡演出，大受好评；他们合作编著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发行二十八万八千册……

曹谷溪说：“路遥原来是初中学生，不知道书该怎么读，什么书都读，饥不择食。我说书太多太多了，不能乱读。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读，读什么得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说我指导你读书，我给你想办法，你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研究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他的成长过程，他的生活。那时候，正是讲‘三突出’，我说，这不是唯一的法则，‘三突出’是一种方法，要向名著学习。读完这本书，我说你要读《牛虻》，研究人物的双重性，比如说，攻击红衣主教最激烈的是牛虻，维护红衣主教的还是牛虻。也就是内心有矛盾，他对那个人最爱最恨。然后研究《红与黑》，于连这个人怎样不择手段地向上流社会攀登，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等。又给他推荐托尔斯泰。”

在延川那段日子，路遥好像是曹谷溪和曹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我们家生活的时间，都比在他两个家（生父、养父家）生活的时间都多。”

有一年除夕晚上，路遥跟妻子林达骑着自行车回到老家，吃一顿年夜饭，第二天早上，两人就骑自行车到曹谷溪家了。来了，就不走了，一直要等到春节收假，他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那时候，家里穷啊，我们的小孩都很反对，抱怨就这么一点好吃的，都给外来的婆姨吃了。路遥是要和我拉话。又在我那儿看书，本来按照陕北风俗，正月初一不能走亲戚，可路遥不管这一套，其实啊，他做事、写文章，什么都不按套路来。生活习性，也是反常态的，对他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

曹谷溪是延川县私人藏书最多的人，他有苏俄等一大批小说，还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歌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路遥如获至宝。跟曹谷溪神侃完，走的时候就挟着几本名著。正像他后来穿棉袄一样，走到哪里热了，把棉袄脱下撂着，离开时记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时，才发觉棉袄丢了，就再买一件穿在身上，热了又脱到另一个地方忘了。就这样，一个冬天，他会三件五件地丢棉袄买棉袄。他随身挟带的书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袄，在哪里看完，这书就放到哪里，离开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曹谷溪一边心疼他的书，一边又为路遥的痴迷感到欣慰……